[编者按]任震英大师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建国后,兰州城市发展建设的开拓者的奠基人,我国城市规划事业的领导人和实践者,而且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为我国城市科学发展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任震英大师于2005年8月13日离开了我们,享年92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卓有建树的一生和传奇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和不配精神,我们怀念他。正值任震英大师百年诞辰之际,作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会刊《城市发展研究》,编辑部组织一组“任震英大师百年祭”的回顾文章刊出,以资表达崇敬和纪念。
中国城市科学院研究会发起人之一、我国城市规划设计大师、兰州城市发展建设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任震英前辈,离开我们已经8年了。他生命中92年的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热爱事业、痴心不改、苦苦追求、鞠躬尽瘁、撕肝裂肺、不懈奋斗的精神和情操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念,我国城市科学发展的史册下留下了他不倦的身形和足迹。作为我当年的直接领导、忘年之交、良师益友,值此任震英大师百年诞辰之际,他传奇的一生令我浮想联翩,历历在目,不由得追忆往昔,思绪万千,疾笔祭文,以资纪念。
从夜幕下的哈尔滨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任老18岁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参加抗日活动,19岁成为哈工大“抗联小组”成员,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继续担任党的地下交通员。哈尔滨不会忘记,在那腥风血雨的30年代,他出生入死,为赵尚志抗日游击队暗送药品,为东北革命军绣送锦旗,冒险接送游击队员黄铁成、韩光等在哈尔滨养伤治病,为姜椿芳、金剑啸领导下的口琴社、《北大新画报》写歌撰文,宣传抗日,并不顾安危乔装打扮,散发传单。他针对伪《满洲国歌》谱写的抗日歌曲传唱东北,20世纪80年代曾有人到兰州找到他调查此歌是谁写的,他说我给你唱一遍,来人惊讶说就是这首歌,他说是他所写。1974年3月他到国家建委冒昧给韩光副主任递上了一个字条,当天下午韩光(当年叫孟宪鳞)热情把他接到家里叙旧。任震英说:你现在的姓名,还是造反派批斗我时才知晓的。由于哈工大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1937年3月8日凌晨,他翻墙逃脱搜捕,上级通知他与侯竹友化妆成新婚夫妇离开哈尔滨到北平待命。6月20日他与侯竹友结婚并在北平建立地下工作据点,8月因排斥地下党员王克敏从家里出逃,他被日寇抓入狱中拷问。他每天装作教徒诵读圣经,非常虔诚,敌人无奈,只好放他回家并派人驻家里监视40多天。随后,他俩只好离开北平直奔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受董必武指示,于当年12月风尘仆仆抵达兰州。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谢觉哉,奉命在伍修权(当年叫吴寿权)、丛德滋领导下,以工程师身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并设法帮助流散的红军西路军战士秘密转送西安。1949年初,习仲勋和西安地下党领导人孙作宾派人到兰州接头,命他做好迎接兰州解放的准备工作。从此,他与兰州这座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战火后抢修中山铁桥到首编兰州城市总体规划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当夜,兰州地下党甘肃工委书记罗杨实领任震英去见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接受抢修被战火炸毁燃烧的黄河中山桥的紧急任务、任震英马上召集工程师和能工巧匠200多人,连续苦战八天八夜,修复铁桥。接着又随西进大军到青海,抢修了大通河的浮桥。回兰州后,担任兰州市人民政府建设科科长,后任规划管理局局长兼城市建设局局长,开始主持兰州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以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兰州安排重点建设工程(兰炼、兰化、兰石等)的需要。他身先士卒,带领助手和技术人员,先从测绘城市地形和调查研究入手,走街串巷,搜集资料,夜以继日,趴图板,出方案,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反复修改完善,硬是在两山夹一川的自然地理条件下,编制了沿黄河带状发展的城市总体规划(1954—1974)。1954年12月国务院批准这个规划,成为我国“一五”期间第一个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1958年兰州市总体规划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世界城市规划展评会”。兰州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成果和经验,对推动当时我国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右派”修白塔公园到“牛棚”后再编兰州城市总体规划
1957年6月29日任震英作为以周荣鑫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的成员兼俄语翻译,出访苏联和罗马尼亚30天。回国后,他接到的不是让他在大会上汇报出国见闻的通知,却是一份要他在大会上“老实交代软反党经过”的通牒,接着被打成“右派分子”。鉴于他1957年4月曾陪同陈毅元帅参观白塔山并许下能把白塔山荒山变公园的决心,1958年兰州市委书记王观潮亲自委派他规划设计并主持修建白塔山傍山公园。他率领技术人员和工作师傅们约500人艰苦奋战十三个月,利用城里“反封建”时拆下来的大量古建筑构件和砖瓦,亲手绘制了36张施工图大样,硬是在十分荒瘠的山坡上修建起了白塔公园。梁思成先生知道后从北京给写信,十分赞赏他炒的“回锅肉”。1959年10月周恩来总理来兰州还专门视察了白塔公园。他的“右派”帽子摘掉了,参加了1960年北京人民大会堂甘肃厅的设计工作。不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又成为批判的对象被关进“牛棚”,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达七年零三个月。1972年6月26日他被绑在虬杆上示众,被新华社记者看到后写入“内参”进行了反映,周总理指示“认真查处任震英问题”,终于在他60岁时走“牛棚”,担任兰州市建设局第八把手。复职后,他并未向组织写“讨价还价”的申诉报告,却想着是兰州应编制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向组织提出建议。于是,1974年开始,在肖华、韩先楚、宋平等的支持关心下,由他主持编制兰州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同时,得到国家建委韩光、曹洪涛、周干峙等领导和吴良镛先生的支持帮助,由于他主张“开门搞规划”,因此也得到兰州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壮大了规划编制队伍。他还举办规划方案懂得,广泛向社会征询意见。终于1978年初编制完成1978—2000年兰州城市总体规划,1979年10月29日国务院批准这个规划,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新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
从呼唤城市特色到为寒窑召唤春天
1979年我跟着任震英、陈占祥、刘诗询考察了苏州、杭州、肇庆、常熟、嘉定、新会、昆明等几个城市。一路上,任震英看到这些独具传统特色和自然特色的城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糟蹋得面目全非,屡次感叹“城市特色不能毁啊”!于是,我们写出了《城市要发展,特色不能丢》,发表在《建筑师》杂志1980年第5期上,立刻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界引起很大反响。当年12月新华社记者以保护城市特色为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专访任震英的文章。此时,67岁的任震英已担任兰州市副市长、总建筑师,并担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出访了日本东京和菲律宾马尼拉,并在会议上分别作了《人、自然、建筑、城市》的演说。回来后,他提议中国建筑学会应开展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活动,于1980年12月5日在兰州成立了全国性的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组,对河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以及新疆吐鲁番等地进行了调研,成果累累,先后召开了五次学术研讨会。1982年12月《人民日报》记者在该报发表报导文章《为寒窑召唤春天》,被陈云看到,12月28日电话转告任震英说:“窑洞问题很重要”,支持任震英工作并请他去考察延安的窑洞。1983年6月黄土高原窑洞建设研究被列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与财政部下发的科研课题之中。1985年11月初他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国际生土建筑学术会议”,并作了“生土建筑与人”的主题报告。同时,他在兰州白塔山火烧沟修建了88孔试验窑洞“白塔山庄”。并以70岁年龄六上北山,为贡井乡贫困窑居者改造旧窑洞,受到当地农民热烈欢迎。赵朴初知道后专门给他写诗,赞成他为寒窑召唤春天。
从倡导城市科学研究到荣获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1982年12月23日万里接见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学术讨论会部分代表,特别与任震英讨论兰州规划问题,说“文革”期间把任震英批得很厉害,指出“城市规划是科学”。据曹洪涛《纪念任震英同志》的文章称,在这次会议上,任震英和吴良镛、钟林、周永源、袁方、董鉴泓、胡序威等共同提出倡议筹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1984年1月20日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成立,任震英担任常务理事,不辞辛苦,积极投身城市科学研究之中,先后多次赴上海、天津、唐山、西安、太原、福州、杭州、泉州、十堰、洛阳、海口中、大连、连云港等30多个城市参加科学研究及规划评审会议,尤其是17次赴深圳参与特区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直到八旬高龄还应邀奔走在城市之间,或作报告,或座谈评议,或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他把这一辈子理论探索,亲身经历、实践经验和科学理想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所到城市,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赞赏,各地城市报纸多作了报道,不少城市聘他为顾问 ,他说称:“我成了顾问专业户。”周干峙院士称赞他:“一代宗师,披肝胆,呕宏愿,建树科学。”1990年12月14日他赴北京参加全国设计工作会议,荣获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时年77岁的他成为我国城市规划领域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从建议深化兰州总体规划到出版规划与建设论集
1991年春,他意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建设比料想来得要快,变化很大,于是,开始撰写《对兰州再次修改、深化城市总体规划的一些思考》。不料腹痛日益加重,4月15日兰州市政府派医生护送他到北京友谊医院手术治疗40多天。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牵挂着兰州规划再次修改的问题,最终写出了《对兰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深化工作的若干思考》。1991年5月28日返回兰州之后,一有机会他就表达对兰州总体规划需要再次修改、进一步深化的意见,不厌其烦,直到1996年7月,83岁的任震英被特聘为兰州市修编城市总体规划顾问组的顾问。这期间,他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他在《八十述怀》的诗中写道:“半生匠数年官,是是非非满大千”,“沉浮往事东流水,行止前程夕照天”。感到自己年事已高应该总结一下这一辈子的工作经历和学术言论,以便告慰过去,以飨后人。于是他抽隙整理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表(包括大会发言)过的文章,选出近百篇编辑成50万字的《任震英城市规划建设论集》,由甘肃省委书记阎海旺和建设部副副部长周干峙作序,于1996年9月正式出版。同年12月,又出版了由赵朴初题字的《任震英诗词选》,选取诗词185首。此后,他克服年老体弱病痛,一边为兰州规划出谋划策,为一些报纸杂志撰写文章,一边又陆陆续续回顾自己的人生曲折经历,于2003年10月90岁时写出《我的回忆》一书。
2005年8月3日是,享年92岁的任震英与世长辞,任老走了,一生投身革命,笑傲荣辱,谱就人生传奇;百年倾心规划,耗尽心血,亲躬金城伟业。哈尔滨和北平留下他从事地下工作的惊险身形,兰州是他施展专业才干的城市,有过辉煌的业绩,却也辛酸苦涩的阴影,正像原兰州市市长王道义在任老来兰50周年时赠诗所写:“东方奔来一头牛(任震英属牛),俯首金城五十秋,鞭挞辱骂全不顾,耕耘荒野变绿洲。”他为许多城市的发展抛洒心血,贡献了学识、智慧和经验,有目共睹。他的敬业志向和不屈精神令人折服,浩气长存。他为我国城市科学和城市规划建设事业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勇于创先,与时俱进,笃信科学,他的思想和业绩,反映着我甸半个世纪来城市规划历史和城市科学研究的一个侧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财富和经验,至今值得借鉴。我们不能忘记他,他的成就为我们事业树立了一座无字丰碑,是后人学习和景仰的大师,他将永远活我们心中,他的英绩将镌刻在我们的城市之间,成为我们为美好城市孜孜不倦地奋斗和坚忍不拔地追求的榜样,成为我国知识分子把一切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事业的典范。
大师百年,追忆缅怀,是为祭。
(作者为中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城市发展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