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北流籍犯罪嫌疑人钟某富以及广东籍犯罪嫌疑人董某庆、何某明3人因涉嫌盗窃尸体罪，近日被北流市公安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据了解，董某庆、何某明原为民政干部，买尸火化是为了完成“任务”。身为民政干部，居然做出如此行径，全然置法律与社会伦理底线于不顾，他们应当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代价。
　　
　　在谴责董某庆、何某明之余，更需反思的是，这些年来,“连死人也不得安生”似乎成为一句现实箴言。不少地方陆续发生强迫村民签订火葬责任状，甚至将死者遗体挖走并强行火化的事件。而据何某明交代，他还专门向镇政府领导汇报，领导居然同意了这个方案。由此可见，“买尸火化”已绝非个体行为，而是为了应对火葬任务指标、个别地方政府公然作假应付的潜规则。
　　
　　出于保护耕地、节省土地资源等需要，倡导火葬当然必要而紧迫，不过这理当通过移风易俗，逐步推动。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第二条明文规定，“殡葬管理的方针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第四条规定，“人口稠密、耕地较少、交通方便的地区，应当实行火葬；暂不具备条件实行火葬的地区，允许土葬。”
　　
　　也就是说，从法理上而言，所谓全民火葬并不是必须完成的强制性任务，火葬也不宜以指标化形式摊派到基层，作为政绩考核的依据。任何社会事务的管理一旦简化为数字治标，很容易导致问题的异化。
　　
　　“买尸火化”正是这样的异化产物，除此之外，指标化的火葬政绩工程，还会让执行官员滥用权力，官员们为了完成火葬指标，往往恣意而为——勒令所有居民签订火葬责任书，实施对“不听话”民众的惩罚措施；把公务员饭碗以及家人前途当作抵押，强行捆绑在指标完成与否上。于是，火葬“土政策”把一项本是为了造福民众的公共事业，异化成了行政权力控制下的粗暴管理。一个个活生生、有不同感情思想的人，一个关于逝者走好最后一程的生命话题，成了一个个僵硬的指标。倡导变强迫，温情变压制，只会引发更多的抵触与不满，这正是火葬在一些地区推进困难的根源所在。
　　
　　因此，我们必须还原殡葬政策的利国利民本意，彻底铲除畸形的火葬政绩观和粗暴指标化管理，而是要通过普及教育，循序渐进，逐步消除误解，达成社会各界对殡葬改革重要意义的共识。如此才能让殡葬政策推行得更加顺畅，更符合公共利益。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