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土地沙漠化这个难题，应该人力抗沙？还是遵从自然规则，无为而治？
内蒙古浑善达克是京津的风沙源之一。７月上旬，南方报记者随同中科院植物所的专家来到浑善达克腹地的正蓝旗，面前的４万亩草地，青草已长到近１米高，而５年前的此地还是沙漠。过去５年中，科学家和当地政府、牧民所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在帮助牧民维持生计的前提下，将这片退化草地封育起来，防止牲口进入破坏。
简单而有效的生态恢复试验，让中科院植物所的科学家们得出结论：种树不如保树，种草不如保草。在生态恢复上，撤下“人定胜天”的旗子，释放自然力，是惟一的出路。
他们认为，这一模式如果得到推广，人主动退到幕后，让自然唱主角——其效果可能远超国家每年投巨资建设的“三北”防护林。就此，《南方周末》报记者专访了蒋高明博士。
记者：沙尘暴的原因是什么？天灾，还是人祸？
蒋高明：人祸。对草原最大的破坏是过度放牧，不给草原喘息的机会。植被啃光后，土就保存不住了。
记者：５年前，你们又是如何治理这片草地的？
蒋高明：２０００年冬天，我们到了浑善达克腹地。那里雪茫茫一片，很多地方一根草也没有。
我们围住了４万亩公用牧场，用传统的方式，设计了一层层的防护林带，建人工沙障，种柳树、榆树。还搞飞播，撒山杏、沙棘和沙柳的种子，花了五六十万，结果都失败了。
记者：你们如何发现更好的治理模式？
蒋高明：２００２年６月，当地村支书乌日图的儿子胡赫图格到原来的沙窝子里玩，突然发现那里长出了草，草长到１４３公分。这不是我们种的，我们种的树没有活，而我们没有管的地方，却长出了高草。可见只要我们在一定时期内禁牧，自然生态很快就能恢复。自然力比科学家的力量更大。
记者：如果让科学家抛弃原来的做法，岂不是很没有面子？你们花了钱，付出了努力，结果还不如不干。
蒋高明：如果我们花那么多钱还做不过大自然，那就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老老实实退出。科学需要发现，我们在这里的实验，最终有了这个发现，中科院在其他４个地方的实验，得出相同结论：封起来不动的地方，生态恢复要比花钱治理的地方好，太值了！如承认这个结果，那么“三北防护林”工程就可以停了。
记者：为什么认为“三北防护林”是无效的？
蒋高明：中国“三北防护林”工程、前苏联“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美国“罗斯福工程”号称人类有史以来的世界级造林工程，其中“三北防护林”又为四大之首。然而，除了“罗斯福工程”后来调整策略?穴护土、还草、人退、放弃造林?雪，取得成功外，其余工程收效是不大的，甚至加速了生态退化。“三北”中的很多地区以干旱半干旱区为主，不适宜大面积森林分布。
记者：为什么我国仍然在大力提倡造林防沙？
蒋高明：这主要是认识的“误区”，“绿化祖国”常被等同于“树化祖国”。中国的草原覆盖率为４０％，森林不到１６％，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种树，在降水量不足３００毫米的地方，天然分布的就是草原，硬要改变它，只能付出惨重代价。
２０多年来，我们用了几百亿资金来“筑城”，尽管局部收效不小，但北京每年仍有沙尘暴。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既然你们和浑善达克当地人知道这种方式是失败的，为什么还在继续这些徒劳无益的事？
蒋高明：是利益驱动。群众明知道树木不能活，为什么还要种？一是上面要他们种，二是种了有好处。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当然会选种树了。一些地方领导最热衷造林工程。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１．５米的獐子松报价３００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账去？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不言而喻。
即使造林成功，其投入产出比也不合算。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区。钱肯定花出去了，但是林在哪？钱花到哪里去了？那些资金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占不到治理区域面积的１０％！这小块地方即使治住了，而大面积的退化依然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
记者：如果按照你们的治理方式，效果怎样？成本是多少？
蒋高明：连续５年的实验证明，在草原、半干旱荒漠地区，自然界有能力实现生态恢复。我们采取的“以地养地”、“借助自然力恢复”途径，成本只有每亩２０元，而真正用在生态恢复上的费用只有每亩４元钱围栏费！更令人工林所望尘莫及的是在没有任何投资的前提下自然恢复。在草原或者荒漠地区，破坏的因素是人与牲口，生存压力能否消除是决定生态恢复能否成功的关键。要实现生态恢复效果，必须保障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在这个问题上，政府、科学家、农牧民，甚至企业家应当联手，寻找理性的恢复方案，使治理风险有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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