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对法国大革命做出的栩栩如生、犀利泼辣的评论，他对那场在他出生时已经结束的革命进行了最有力的批判。在剑桥大学的历史讲堂上，这个留着长须、手拄拐杖的61岁老头儿不断用强烈的语气和细致的故事，向听众展示发生在法国的残暴故事和其中闪烁的人性传奇。

　　后来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史讲稿》等著作，为他赢得了不朽的名声——在他的反对者看来，也许是不朽的骂名。然而在当时，可不是那么回事，尽管他也有很多追捧者和听众，但那大多数是被他的身份和名气所吸引的一群女士。

　　“伟人几乎都是坏蛋。”已经无法想象，当他用惯有的固执和坚决把这句话说出来时，听众会不会发出一阵喧闹声。尽管毕生从事历史学研究和编著，阿克顿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优秀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中被添进了太过强烈的感情和道德批判，以至于，有些话听起来实在太过主观，让当时的评论者在杂志上写文章骂为“自负而混乱的奇谈怪论”。

　　在他的作品中，“最”、“绝对”都是随处可见的副词，对业已发生的历史进行假设也是他乐此不疲的事。当有人问他“伦敦何时处于最大的危险中”时，他的回答是：“当富尔敦建议用汽轮将法国军队运过海峡的时候，然而拿破仑拒绝了这项计策。”

　　这些强烈的情绪，贯穿于他对法国大革命史的讲述之中。由于广博的学识和勤奋的研究精神，他喜欢追索这段历史过程中许多看似不起眼的细碎故事。由于他的考证，很多人知道了皇后宫殿门外受伤卫兵的英勇，知道了被煽动的巴黎妇女怎样打着旗帜向国王追讨面包。同样，那个出于暴戾的心态将和平投降的巴士底狱卫兵长脑袋砍下来的屠夫，和为了从革命者手中拯救父亲而饮下一杯鲜血的贵族女儿，都被用浓烈的文字写在了历史人物谱上。

　　阿克顿勋爵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乃至抛弃，并不是通过直接的辱骂实现的。相反，正是通过他的讲述，人们才能体会到被称为革命英雄的记者马拉何其猥琐、自私和残暴，也能理解因厌恶了残杀而被革命抛弃的温和派丹东虽激进但宽厚的精神。他用最细的笔刻画断头台下鲜血淋漓的场景和人们在残暴中追求人性的动人之处。大概正因如此，罗兰夫人临死前宽恕刽子手的故事在他讲述中才占据了那么长的篇幅。

　　阿克顿是个自由主义者，也是个天主教徒。因此，将自由主义和天主教精神一起打碎的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他最反感的东西。在他的讲述中，充满了无数以革命的名义满足私欲的贪婪之徒，也有很多真诚地参加革命、直到深受其害时才幡然悔悟的风云人物。但他并不只是沉醉于这种偶然和随机的故事讲述中。借着历史人物之口，他一次又一次表述了那个在他看来使法国大革命必将沉沦的道理：一千个暴君比一个暴君更加可怕。

　　不管是什么权力，只要它以暴力为后盾，只要它失去制衡，成为绝对的权力，都会倾向于残暴、腐败和不义。由此，这个历史学家发出了他最为有名的一句感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这句话说于19世纪的最后几年。当时，阿克顿勋爵并不是一个众人公认的优秀历史学家，甚至还因为他的爵位、历史学观点等受到很多人抨击。直到历史见证了阿克顿斥责的那类暴行反复上演之后，他才获得了为多数人所承认的卓越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