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在陈桥兵变中的“功勋”是文人的谎言？
本文摘自：《读不懂的两宋》，作者：丁守卫，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
 

    在宋史中，应该说，宋太宗赵光义以及其后代宋高宗赵构是两个最让人“读不懂”的历史人物。由于种种原因，笼罩在他俩的头上，有许多历史的谜团。关于宋高宗赵构，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专门述说，这里，还是先来说说宋太宗赵光义的“那些事儿”。
    赵光义，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太祖赵匡胤讳改名光义，即位后又改名为赵炅，像历史上许多封建帝王死后都封有庙号一样，赵光义的庙号便是“太宗”。
    我们说，在宋太宗的头上，笼罩着许多历史谜团，而第一个谜团，就是赵光义究竟有没有参加过“陈桥兵变”？究竟是不是这次兵变的功臣？这里，不妨称之为太宗的“功勋问题”。
    诚如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宋朝的“革命”最早是从“陈桥兵变”开始的，虽然和唐朝“晋阳起兵”一样，赵匡胤也是靠“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宋朝的政权相对于唐朝的政权来的显然要容易得多，比两汉以及明朝的政权的取得更是不知要容易多少倍！与这些王朝开国前的血流成河的惨烈征战相比，那宋朝的“陈桥兵变”简直就像是在演戏。
    也正是由于政权的取得易如反掌，因而，从严格意义上说，北宋其实没有为夺取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
    但即便是这样，在太宗朝以后的一些正史中，还是把赵光义描绘成“陈桥兵变”的功臣，说他在整个兵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倒好像倘若没有赵光义的强力主张与推动，“黄袍加身”这一幕就不会上演似的。
    然而，对于开国时赵光义的“功勋问题”，史学界历来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与结论。
    就像辩论的双方各持己见针锋相对一样，在正方即代表正史观点的一方看来，赵光义不仅参加了陈桥驿兵变，而且，还是陈桥兵变集团的核心人物，是这次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与组织者。如在反映宋代的不少史书中，都对他在整个兵变中的言行做了具体而生动的描写。
    说是显德七年（公元960年）的大年初二，身为后周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奉诏率军出征，时为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也在军中。在行军途中，赵光义与赵普等人一直明里暗里做着策反鼓动工作，为兵变的成功大造舆论，在部队来到距离开封40多里的陈桥驿后的第二天早晨，又与众将士一起闯进赵匡胤的营帐，不容他哥赵匡胤分说，硬是将一件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了赵匡胤的肩上。
    不仅如此，还有的史书如生活在宋真宗与宋仁宗时代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所著的重要文献《隆平集卷一·太宗皇帝》一文竟然还说，陈桥兵变时，“市不易肆”，也即士兵入城，秋毫无犯，也完全是赵光义的功劳。说是赵匡胤既被“黄袍加身”后，回师向开封进发，在进城之前，赵光义拦住赵匡胤的马头，叩马而谏：“这次回师开封，将士们如果自恃功高，大肆抢劫，使得老百姓肝脑涂地，那就绝不符合应天顺人的精神！最好是要诸军将领立下严守军纪的誓言，然后前进。”硬是给他哥上了一堂极为生动极为重要的“政治课”。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赵光义真的是很有见识，很有思想，而且也极富有仁爱精神。而按照正史的观点，显然，也正是由于赵光义的“友情提醒”，赵匡胤才与将士们约法三章，确保大军进城秋毫无犯。
    据说，赵匡胤对自己的这个弟弟非常赏识，称赞赵光义很有谋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就有等自己百年之后把帝位传给弟弟赵光义的想法。
    如果照此看来，赵光义的确是宋帝国的开创者与奠基者。赵匡胤之所以能够华丽转身，成功“变脸”，几乎在一夜间就由后周殿前都点检变成大宋天子，而且成为一个圣明、仁爱的天子，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自己的“小弟”赵光义与赵普们的鼎力相助。倘若说，赵匡胤是这场政治戏剧的优秀男主角，那么，理所当然，毫无争议，与赵普一样，赵光义则显然也是这场政治戏剧的总策划、总导演、总剧务之一。而且，他所发挥的作用很显然比他的哥哥赵匡胤还要大。
    可是，反方的看法却截然相反，认为陈桥兵变，当时赵光义根本就不在现场，所谓的“叩马而谏”等纯粹是子虚乌有，凭空杜撰。
    据学者考证，今已亡轶的《太祖实录》有新旧两本，旧本《实录》没有这一情节，而在新本《实录》中，赵光义不仅“叩马进谏”，而且还是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与发动者，以此表明，作为宋帝国的草创者或“元勋”，赵光义继承太祖的皇位乃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事情。
    然而，据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卒于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的宋人邵伯温在其《闻见录》里引证王禹偁的《建隆遗事》说，赵光义压根儿就没有参与陈桥兵变，他甚至都没有随大军一起“出征”，当陈桥驿兵变发生的时候，赵光义当时还呆在开封城里陪他的母亲杜氏，一家人正聚在一起“欢欢喜喜过新年”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曾于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任翰林学士，后以谤讪朝廷的罪名，以工部郎中贬知滁州（今安徽滁县），次年改知扬州。他曾参与撰修《太祖实录》，因直书史事，引起宰相的不满，又遭谗谤，于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再次被贬出京城。所以，若是根据直觉判断，敢于直书史事具有“硬骨头精神”的王禹偁在其《建隆遗事》中所言应该说比较真实可信。
    对于这些内幕，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宋人不好明说，但是元人敢说。《宋史》是元代修的，所以元人袁桷在《清容居士集·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一文里说：实录中“太宗叩马”的那一段话，“后录增入，显是迎合”。袁桷是元代一位著名学者，文章和书法俱佳，年轻时就因“能文”被荐为翰林国史院检阅官，后来又长期担任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又迁侍讲学士，参与纂修累朝学录。所以，从他的履历看，应该说，袁桷是一位宋史研究的专家。在袁桷看来，宋代许多御用史官在记事中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只不过是为了拍太宗皇帝的“马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