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改变中美关系：从竞争对手变战略伙伴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葛晓光

    5月2日凌晨，当美国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将本·拉登击毙之时，后“9·11”时代轰然拉开了帷幕。
    “本·拉登的死具有重大的象征性意义，他的死必将改变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面貌，犹如“9·11”事件改变了人类历史一样。”来自美国政府智库“美国进步研究中心”（CenterforAmericanProgress）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迈克·维尔茨（MichealWerz）说道。
    “‘9·11’恐怖袭击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战略的发展走向，同时也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走向”，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程崇仁博士告诉记者，“那时的中美关系龃龉不断，但在事件发生之后两国找到了共同利益的交会点”。
    5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美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国。她说：“中美是于2001年建立了中长期的反恐交流合作机制，迄今已经举行了多轮的磋商，并且开展了多项具体的合作。”
    5月9-10日，中美两国还将举行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据悉，双方将就两国关系中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交换意见，并研判未来国际反恐的合作事宜。
    “在后‘9·11’时代，中美关系无疑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双方需要尽快达成新的战略定位，否则中美关系就将出现波折和反复。”程崇仁博士认为。

中美关系的“黄金十年”

    在“9·11”事件发生之前，小布什入主白宫刚刚半年，在美国右翼势力的怂恿下，小布什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对手，全方位向中国施加压力，尤其在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之后两国关系更陷入到1989年以来的最低谷。
    然而，就在美国志得意满之时，本·拉登突然给了美国狠狠的一击。美国朝野上下一片忧伤，并沉浸在报复恐怖主义的亢奋之中。
    9月12日，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应约与小布什通话，表示中国愿意协助救援工作，愿意与美国“加强对话、开展合作”，打击“一切恐怖主义暴力活动”。
    小布什则感谢江主席的慰问和哀悼，并说他期待与江主席会面。一个多月之后，尽管美国还处在与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之中，但小布什仍如期抵达上海出席APEC峰会。
    针对中美关系的新进展，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发文说：“恐怖袭击发生过后，中国人已经表明，这场大灾难可能为美国同中国之间加强合作提供一条途径，尽管这两个国家此前一直不和。”
    自此，小布什与“9·11”之前判若两人，美国对华战略定位也从“战略竞争对手”转向了“战略伙伴”。同时布什总统还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在经历了“9·11”事件后，“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我把中国看成美国的朋友。”
    “在‘9·11’之前，美国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挑战，但之后恐怖主义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眼前实实在在的敌人，于是华盛顿暂时冷却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的辩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泰利斯认为，“这使得中国获得了与美国开展合作的低成本机遇，也使中国能够更巧妙地部署和推动改革时期的大战略”。
    此后，中美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尤其中美经贸关系更是突飞猛进。2001年中国是美国的第9大出口市场，而到2005年，中国就跃升为美国的第4大出口市场；2001年中国是美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到2005年底中国已成为美国第3大贸易伙伴。
    针对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态势，美国时任国务卿鲍威尔认为，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到尼克松访华以来“最好的时期”。而小布什甚至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别再跟我提遏制中国，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9·11’事件”导致美国陷入南亚、中东两场战争，持续近10年，客观上缓解了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挤压，确实有利于中国延长战略机遇期。拉登主义体现的极端思潮及其恐怖超限战策略也同样是中国的现实和战略敌人，拉登的覆亡也有利于国际反恐局面的进一步改善，也自然有利于中国海外和本土利益的安全。至于美国，应该从根本上与中国建立高度政治和战略互信，实现中美双赢，密切双方共同利益，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为记者总结道。

美国反恐外交面临转型

    同时“9·11”事件后，美国决策者在伊斯兰世界和全球范围推出“非友即敌”的“布什主义”。无论从客观上看，还是从美国战略家的主观意识上看，西方世界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文明冲突”都是难以掩盖的事实。
    然而，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则使刚上台的奥巴马意识到“美国的头号问题，其实并不在海外，而是在国内”。因此，经过理性的思考之后，奥巴马认为不应该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海外扩张，而是要在全世界修复因反恐战争而受到损害的美国形象。
    “奥巴马是以主张‘变革’（change）上台的，因此他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适度的‘改变’（change）应该是不出人意料的。”程崇仁表示。
    据统计，在10年的反恐战争中美军直接死亡已过万人，战争开支高达8000亿美元，日益成为美国民众不堪忍受的重负，而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更成为美国人的梦魇。
    尽管奥巴马一再“嘴硬”，说阿富汗战争和越南战争不同，但一提到越战，还是难免会勾起美国人内心的苦痛。10年越战耗资达天文数字，而且还让6万名美国大兵战死异乡。而现在美军在阿富汗的战事也进入第10个年头，有人质疑，这场战争究竟要进行到何时？
    美国军事战略家托马斯·约翰逊（ThomasJohnson）和克里斯·梅森（ChrisMason）在最新一期《军事评论》杂志中写道，“由于缺乏清醒的自我认识，在过去10年来，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几乎都是在翻版越南战争”。
    自古以来，阿富汗就被称为“帝王的坟墓”。无论是远古的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还是19世纪的大英帝国，20世纪80年代的前苏联，都未能在阿富汗全身而退。因此，有人不免悲观地预测，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在这里折戟的名单中，可能将出现一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名字。
    “奥巴马一直希望能尽快从阿富汗泥潭中脱身，减少美国国力的消耗，现在罪魁祸首拉登已被击毙，因此从阿富汗加速收缩则属顺理成章”，程崇仁指出，“种种迹象显示，现在的局势对奥巴马有利，也该是奥巴马对美国反恐战略进行‘大修’的时候了”。

对中美关系影响不大

    尽管“9·11”事件为中美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基础和合作的领域，但它难以消除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
    “‘9·11’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最为根本的结构性矛盾，它只是将这些矛盾暂且搁置起来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布鲁斯·里德尔（BruceRiedel）告诉记者，“如今拉登已被美国击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美两个大国的关系”。
    关于定位问题，人们可能很容易想到中美关系中的另外两个词语—“伙伴”（partner）和“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在克林顿时代，中美之间确立了“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
    然而在布什第二任期不久，就有一部分美国鹰派人士大声疾呼—“美国要注意中国的崛起”。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方面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stakeholder）说法，要求中国约束自己的行为。
    “正如前苏联解体后，中美关系因为失去了共同的敌人而出现恶化，而拉登之死也难免让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程崇仁表示，“不知美国的战略重点会不会在时隔十年之后，由‘反恐战争’再次转为‘遏制中国’呢？”
    其实媒体还在谈论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的时候，人们就发现美国的一些保守派人士已经按捺不住，要求“美国人关注正在崛起的中国，而后者正在蚕食美国的利益”。日前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美国前政府官员格林(MikeGreen)认为，奥巴马政府错在夸大了对中国的依赖，使得“中国成为中心，美国则沦为寻求帮助的附庸国”。
    实际上，在冷战时期，美国曾以“接触”（Engagement）及“威慑”（Deterrance）两个词交互运用对付前苏联。尼克松政府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同中国展开外交时也均采用这样的“两手策略”，奥巴马政府也不例外。一方面，它承认美中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它觉得有必要照顾其政治选民情绪而制造争端。
    “这意味着在拉登死后的后‘9·11’时代，中美之间如果不能尽快确定新的战略定位，则两国关系势可能像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之后一样而出现动荡。”程崇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