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是中共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从军队到地方，从地方到中央，就对其评价而言，有人说他像头牛，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有人说他是坦克车，横冲直撞……
陶铸1908年出生于湖南祁阳，一生南征北战。从一个懵懂少年投考黄埔军校开始，陶铸的一生就与广东结下了不解之缘。1951年后，陶铸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第一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同时兼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陶铸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但仍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他的中南局第一书记一职直到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才卸任。
从1951年到1966年，陶铸在粤15载，生命中1/4的时间在岭南度过，广东是陶铸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陶铸把全部的热情和才干，奉献给了广东。他像一头任劳任怨的拓荒牛，在岭南大地上深耕细作，为日后广东占得改革开放先机奠定了基础。
陶铸说广东不仅能办工厂，而且还要积极做好工业大发展的准备工作
传统上，粤人重通商贸易，对实业缺乏足够的热情。虽然广东临海，华侨众多，但解放前的广东基本上没什么有影响的大工业。解放后，广东的工业建设迎来了春天，而陶铸就是广东工业建设的奠基人和带路人。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以后，广东也像兄弟省份一样踌躇满志。广州是省会，工业基础相对较好，因此广东工业建设的重心理所当然地放在了广州，广州全市上下也对工业化充满了期待。广州召开党代会讨论自己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满怀信心地提出了“将广州建设成为华南工业基地”的口号。
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盛行一种观点，认为广东像浙江、福建一样地处前沿，为了战备需要，沿海地区不能搞工业，不适宜搞工厂。广东又毗邻港澳，敌我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台湾国民党的飞机经常侵扰广州，对广州实施轰炸。因而有些人认为，广东只能按现有条件搞些手工业，没必要搞工业。而且当时国家的重点建设地区是东北、江苏、北京、上海、山东等地，广东没有被列入工业重点发展区域。在内地一些中等城市也被作为工业中心发展得到优先考虑时，广州因为是“国防前线的沿海城市”被排除在外。
陶铸支持国家的总体工业布局，但他同时认为世界局势正在走向缓和，战争不可能马上打起来，而且在原子能时代，前后方的划分已经变得非常模糊。因此，沿海也应当抓紧时间加速工业建设。他认为广东人口众多，不搞工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广东的发展需要工业，而且广东也具备发展工业的许多有利条件。为此，陶铸多次进京阐明他的观点，并呼吁中央支持广东进行工业建设。他的努力最终体现在中央的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中。
在陶铸的争取下，中央开始重新考虑在广东发展工业。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毛泽东指出，要注意发展沿海工业，并把广东作为发展沿海经济的重中之重。在工业发展方向上，毛泽东认为要“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从现有材料来看，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4年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分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这个报告被认为是吸收了陶铸等人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对之前工业发展布局作了修正。
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共广东省第一次工业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明确指出，广东不仅能办工厂，而且还要积极做好工业大发展的准备工作。对于工业发展方向，陶铸的意见是要以轻工业为主，但又要有一定的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陶铸把广州原有的小型纺织加工厂，扩建成3个大的纺织厂。他给中央写报告，请求在广州建立造纸厂。同时，他还主持扩建了广州重型机器厂，新建了广州钢铁厂等一批重工业。在陶铸的努力下，广州的钢铁、造船、机械制造、化工、轻工等项目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发展起来。
广东省在国家“一五”期间唯一的重点项目——茂名炼油厂，倾注了陶铸的大量心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还特别提到：“现在我们准备在广东的茂名（那里有油页岩）搞人造石油，那也是重工业。”不久，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提了一次。时隔三天（4月28日），周恩来批示：“经中央同意，在茂名建设规模为年产100万吨原油的油页岩炼油厂。”一直盼望能在广东发展工业乃至重工业的陶铸为此欢欣鼓舞。这个开发油页岩的基地，最初的规划只是一个人口只有6万人左右的工业镇，命名为茂名工矿区。1956年4月中央批准在茂名建设年产100万吨原油的油页岩炼油厂后，全国各地抽调过来的建设者马上云集茂名，一个镇的规划已经无法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在这一年的8月，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陶铸亲自拍板，同意了广东省建筑设计院编制的将茂名确定为石油工业城市的规划方案。升格后的茂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1960年，年产250万吨油页岩的矿山建成投产；1961年5月，茂名油厂第一套装置方型气燃炉投产，这标志着茂名加工页岩油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如今，茂名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炼油化工生产基地。
在全民“工业崇拜”中，陶铸坚决把广东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
解放前，广东虽然是农业大省，但粮食却不能自给，农民生活极度困难，许多人被迫漂洋过海外出讨生活。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工业的不发达，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上下都强烈要求发展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工业为重点的空气很浓。在全民“工业崇拜”中，陶铸坚持从广东实际出发，坚决把全省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
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共中央还没有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时，陶铸就要求广东全力以赴把农业生产搞好，抓紧时机加速工业建设。陶铸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号召各级干部统一思想，坚决抓好农业。在这一正确认识的指导下，加之实践中持续地投入和重视，广东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到“文革”发动前，全省粮食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而且每年还可以调给国家商品粮10亿多斤。广东的农业生产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尤其难得的是，陶铸不是单纯关心粮食生产，而是全方位地重视整个农业生产。经过调查研究，陶铸认为仅仅重视粮食作物生产是不够的。他还提倡充分利用广东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大量发展经济作物，把副业和经济作物生产搞好，并帮助社员进行家庭副业生产，种好自留地，改善农民生活。
1953年，全国兴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共华南分局和广东省政府在陶铸的主持下，从广东刚刚完成大规模的土改运动的实际出发，强调保护私有制，采取各种措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针对有些地区出现农民退社的现象，陶铸并不是简单地阻止。他认为要提高合作社的吸引力，就要做好分配工作，保证绝大部分的社员能增加收入。为此，广东省委推行定额管理和“大包工”（包工、包成本、包产量）管理，并使之成为全省农业社基本的管理制度。至1957年4月初，全省已有80%以上的农业社制订了“三包”方案，超过60%的社已把方案贯彻到田间生产队，社和队已签订了合同，中山、顺德等地还出现了“三包到户”。广东因而成为全国较早提出生产责任制并出现包产到户的省份。这些思想和实践在当时多少有些不合时宜，甚至要冒一定的政治风险，但陶铸认准的事情就敢于去实践。
毛泽东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陶铸性格直爽，跟彭德怀一样是党内有名的“大炮”。这门“大炮”敢说敢当，敢作敢为。“大跃进”时期，各地争放粮食高产“卫星”，一时“捷报”频传。广东连县星子乡北庄也不甘人后，放了一颗亩产30218公斤的特大“卫星”。有段时间，陶铸也头脑发热。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一次全省干部大会上，陶铸提出：“放开肚皮吃三顿干饭，不要钱！”
报上来的粮食产量很高，但收上来的粮食却不多。1959年1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处报告说：雷南县1958年晚稻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了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为此，全县召开了一系列干部会议，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达7000万斤。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陶铸负责的广东省委肯定了这个报告，表示：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才能保证完成粮食外调的任务和安排好群众生活。
陶铸带队到“千斤县”东莞开展反“瞒产”运动。在反“瞒产”大会上，干部们说东莞确实丰收了，所谓没粮食是假象。只有袁溥之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反“瞒产”反不出粮食。袁溥之曾经作为中共代表出席过国民党二大，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是一位敢讲真话的老党员。陶铸当场批评袁溥之右倾。但经过与农民实际接触后，工作组发现农民并没有多少粮食。很快，由于农业减产，人们吃不饱饭，开始出现浮肿。陶铸发现问题后，感到很内疚。
1959年三四月间，广东省委召开专门会议，检讨前一时期的反“瞒产”工作。陶铸代表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不切实际地反“瞒产”，使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关系相当紧张，再反下去，会使矛盾更加尖锐，后果不堪设想。他提出必须向农民让步，停止反“瞒产”。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省委的报告，并转发各省，号召全党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
在深刻的教训面前，陶铸非常愧疚。在1959年的汕头会议上，陶铸公开检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并把检讨写成《总路线与工作方法》的文章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陶铸还特意找到袁溥之请罪：“袁大姐，在东莞反‘瞒产’，我没有听取你的意见，还说你是不是右了一点。我错了，请原谅。我向你道歉！”1959年秋，陶铸在潮安县群众大会上说：“我到这里来是向全县人民作检讨的。我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是一个敢于正视错误和承认错误的人。此后，他在很多场合作了严肃的、痛切的反省：“造成三年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出了问题，不严肃认真检查领导工作中的缺点，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一味推客观，这绝不是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陶铸带头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毛泽东特意表扬了陶铸。毛泽东说，在全国省委书记中，广东是最早检讨的一个。陶铸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作检讨。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陶铸要求发言，毛泽东说：“陶铸呀，你是不是又要作检讨？你检讨得已经够多了呀！不要再检讨了。”
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
陶铸是乡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他不仅对农民充满感情，对知识分子也非常尊敬。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物资奇缺。陶铸与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份2000人的特供名单，要求中共广州市委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实行分级特供。考虑到一些知识分子年老多病，陶铸还批示从中再选出一二百人，对这些人实行保健制度，其诊病、用药、住院等方面享受厅局级干部待遇。知名学者陈寅恪、姜立夫等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1961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受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陶铸从北京返粤后，立即雷厉风行地开展甄别工作，对运动中的过错和失误坚决进行纠正，以共产党人的巨大勇气主动承担责任，赔礼道歉。
9月28日，陶铸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参加座谈会。座谈会上，陶铸代表中南局诚恳地向受过错误批判的专家赔礼道歉。陶铸充分意识到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数量相当多、质量相当高的专家是不可能的。”当时一些干部不尊重知识分子，捉弄、嘲笑甚至故意刁难知识分子。为此，陶铸多次引用“千金市骨”的典故启发干部。陶铸说：我们共产党人要有周公吐哺的胸怀，充分尊重和信任知识分子。
10月11日，陶铸主持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在讲话中，他第一次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这个讲话，让广大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心情舒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陶铸是第一个站出来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在主持广东工作期间，陶铸与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陈寅恪是知名学者，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但陈寅恪谨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历来特立独行，清高孤傲。解放后，陈寅恪谢绝了全国政协让他当政协委员的邀请；郭沫若要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二所所长，他也辞谢未就。当时，很多人对这位书卷气十足的学者“不识抬举”的做法颇有微词，几次政治运动，都有人磨刀霍霍，锋芒指向他。但陶铸对这位“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的学者却格外理解、尊重和关心。
1956年，在广东省高等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陶铸说：陈寅恪教授不去台湾，蒋介石要他去也不去，这本身就是爱国行动，应该叫爱国的知识分子。我看，他是我们的朋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陶铸无微不至的关照，陈寅恪的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陶铸还经常去拜访、看望陈寅恪，帮助协调解决其生活和工作中的困难。有一次，陶铸无意中听说陈寅恪睡眠欠佳，便立即设法从香港买来进口安眠药，给陈寅恪送去。陈寅恪晚年视力很差，陶铸特意关照中山大学在陈寅恪住的院子里修一条白色通道，以免他迷失方向。1962年7月，年迈的陈寅恪意外骨折，从此只能长卧床上。陶铸特批三名护士一天24小时轮流在陈宅值班，护理、照顾其生活。陶铸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感动了这位倔强、正直的老教授。他主动找中山大学党委负责人说：请你们告诉北京，全国政协委员本人同意接受。
陶铸不仅关心知识分子，还非常重视岭南的文教工作。他是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安排好的建设项目被压缩。在院校和专业调整中，一些高等院校或撤并或搬迁。暨南大学原创办于南京，历经多次迁徙，后来又与复旦大学、上海交大合并。在1957年5月广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有不少归国华侨政协委员建议筹办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这一建议得到了陶铸的大力支持。
1958年，有关部门决定在广州重建暨南大学，陶铸亲自主持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并兼任校长。尽管身兼数职，公务繁忙，但陶铸仍从多方面关心学校的发展。在陶铸的领导下，重建后的暨南大学各方面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到1960年，暨南大学已初步形成一所文理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暨南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由国家创办的华侨学府，也是新中国第一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陶铸为新中国华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可以说“没有陶铸办不成暨大”。
陶铸在广东被人非议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义
从1951年到1966年，陶铸连续在广东工作、生活了15年。他披肝沥胆，埋头耕耘，为广东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说，陶铸主政广东时期也曾犯过一些“左”的错误，在工作中酿成了一些冤假错案，伤害了一些同志。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陶铸与这些同志并无私人恩怨，而且有些被伤害的同志还是陶铸的战友、同事和朋友。这些冤假错案的产生，一方面是在全局性“左”的大环境下，陶铸的确难以做到独善其身，再加上陶铸历来组织纪律观念、原则性强，对党无限忠诚，对一些即使明知有错误的指示，他也坚决执行。另一方面也跟陶铸本人的工作作风、工作态度有关。陶铸一向雷厉风行，嫉恶如仇，有时态度难免有些粗暴。
陶铸的性格直爽，敢于据理力争，尤不喜阿谀奉承。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攻克漳州，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前去汇报工作。他直截了当向毛泽东提出希望红一军团支援两个连的枪支。被拒绝后，陶铸敢于坚持并据理力争。面对这个20多岁血性青年的背影，毛泽东不无欣赏地说：“是头牛!”陶铸是党内有名的“大炮”，有人评论其为人处事举轻若重，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少见多怪，不善变通。陶铸生性耿直，有话就说，批评起人来态度严厉，不留面子，为此经常有人告他的状。对前来告状的干部，毛泽东好言相劝：“陶铸是我们党内的一头牛。牛有角，就是要拱人的。有什么办法呢？”在七千人大会上，在谈到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时，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讲了几句让人咋舌的话。他非常严肃地说：中央、地方责任是三七开，这种说法就不能服人。他直言错误的责任主要在上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不在大会上作检讨，也应作书面检讨；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是不深刻的。此话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样的“大炮”，陶铸放过多次。
在广东，陶铸被人非议最多的，一是土改，二是反地方主义。广东的土改运动，最初是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任总指挥，副书记方方具体领导。叶剑英、方方从广东的特点和实际出发，强调广东在土改中要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土地改革法》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同时，保护华侨，保护工商业，团结爱国民主人士，以减少土改工作阻力。他们较为温和，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在广东土改时采取缓和政策。当时北方正在进行“暴风骤雨”式的土改，中央认为叶剑英主持下的华南分局搞的是“和平土改”，是右倾的表现，因而十分不满。陶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广西剿匪前线调到广东，接替方方主持广东土改的。为了改变“和平土改”，中央还从各地补派了1000名土改干部指导广东土改。
陶铸奉中央命令，赴粤后首先整顿了土改队伍。于是，一大批对地主不够狠，或较为公正，或被认为历史有问题的土改干部受到迫害或处分，还有些人被开除公职。在陶铸的领导下，广东土改开始盛行一些“左”的做法，这使本来就已十分紧张的土改气氛进一步加剧。新一轮土改从1952年春夏开始，激烈的运动和斗争，几个月时间就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伤害。大批过去多少受到保护的华侨被打成地主、富农，许多人被剥夺了财产，造成大量逃亡和自杀现象。
陶铸在广东另外一个为人诟病较多的是反地方主义问题。广东先后经历了两次反地方主义。在运动中，一大批干部被当成地方主义分子被打倒被迫害，有的含冤而死。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陶铸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把所有的过错都算在陶铸身上显然也有失公允。作为地方领导人，陶铸必须服从中央的统一安排，他领导的中南局必须听命于中央。
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回忆起父亲在广东的表现时说：“当时政策非常‘左’，他还极力想纠正过来。所以每一次都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次运动来的时候，他不得不执行，但稍微有点放松，他马上就转向，马上就改，比谁转得都快。我觉得父亲在广东15年的工作应该是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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