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1909－1923)是近代以来最大的一个文学社团，它是清末民初所谓“革命文学”的重要阵地，在文坛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影响；此外它以同盟会一国民党为依托，在反清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南社的领袖本来公认有三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但是在不久之后，南社就变成了柳亚子独大——柳亚子长期担任南社主任一职，而其他两位则渐渐淡出。这个过程虽然并不复杂，从柳亚子自述的文字中就可以看出端倪，但一直以来却被忽视甚至被掩盖，个中缘由，不过是因为陈、高二位渐渐被历史的大浪淹没，而柳亚子则因为与毛泽东的文字因缘而留名，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过是为尊者讳。也正因为如此，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就颇为耐人寻味。
陈去病(1874－1933)，字巢南，江苏吴江人。戊戌变法当年(1898)即在家乡组织雪耻学会，响应维新运动；1903年赴日，加入中国留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次年在上海任《警钟日报》主笔；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在上海编辑《国粹学报》，与吴梅等人组织“神交社”(南社的前身)；1908年又在杭州组织“秋社”以纪念秋瑾；至1909年与高旭、柳亚子等人组织南社。
高旭(1877－1925)，字剑公，号天梅。上海金山人。1903年即在家乡主办《觉民》月刊，以期唤醒民众；1904年留学日本攻读政法，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1905年在东京创办《醒狮》月刊，鼓动反清，宣扬民主；1906年归国，任同盟会江苏省分会会长，又在上海创办健行公学，同时创刊《复报》，培养革命青年；1909年与陈去病、柳亚子发起成立南社。
柳亚子(1887－1958)，原名柳弃疾，字安如，又改字亚庐、亚子，江苏吴江人。1902年考中秀才，次年人上海爱国学社，接受了反清革命思想。1906年由高旭引入健行公学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不久又参加光复会，并负责主编《复报》，宣传革命。《复报》被禁后，回吴江黎里。1909年冬与陈去病、高旭创立南社。
由上述简历可见，南社的三位领袖当中，陈去病和高旭的革命资历与声望本来都比柳亚子高。陈去病年齿最长，可以说是柳亚子的师、父一辈；高旭也比柳亚子年长10岁，更身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之重任，又是柳亚子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而以文学才能而言，陈去病之文、高旭之诗都是早负盛名。所以在南社成立之初，柳亚子对陈、高两位还颇为尊敬，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还把陈去病比作宋江、把高旭比作卢俊义，而自比为柴进(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是因为陈、高二位从事革命既早，南社对他们而言并非事业的全部，而柳亚子不过初出茅庐，要想出人头地，南社对他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所以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注在上面，通向南社领袖之位是其强烈的信念。当他觉得凭个人声望不足以与陈、高抗衡的时候，就不得不借助其他手段了。
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举行成立大会，但是作为发起人之一的高旭并没有参加。高旭之所以未赴会，是因为当时政治空气紧张，他身为同盟会江苏分会会长，早已被清廷密切注意，所以不便赴会。但若干年后，柳亚子借此事攻击高旭，暗示其胆怯，他回忆说：“在虏廷监视严密之下，南社的成立并不是容易的。但我们却有诸贞壮和胡栗长两位朋友在保镳，因为当时的江苏巡抚是旗人瑞瀓，而贞壮、栗长却正在大中丞衙内当幕府呢。可是三灾八难的事情还很多，一个谣言，说虎丘雅集有危险的可能，于是天梅杜门避矰缴不来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其实说南社成立大会很安全，不过是柳亚子的马后炮，试想仅凭两位幕僚(即诸贞壮和胡栗长，他们是后来才加入南社的)就能保证不出问题?如果清廷有所举动，即便他们能够事先暗中通报消息，那至少也会使成立大会流产吧?成立大会能够顺利举行，焉知不是因为高旭没有到会?而高旭参加反清革命多年，又何曾有过胆怯之举?所以柳的这番话实在有些不合适，此举也令很多昔日社友为高旭鸣不平。
南社最初的条例规定“社中公推正社长一人，副社长一人”、“选稿之权悉操诸正副社长，余人不得顾问”(《南社例十八条》)，但在后来的成立大会上，却没有如例选出正副社长，而是采取所谓“三头制”，即以社刊的三位编辑员为领导核心。会上选举陈去病为文选编辑员、高旭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为词选编辑员——从南社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应该说这是个非常理想的组合：陈长于文，高长于诗，庞树柏则是当时词坛宿老朱祖谋的弟子，是南社公认的词学专家。不过与会的社友忽略了一点：陈、高、柳三人一同被视为南社的发起人和领袖，但现在陈、高都名列“三头”，高甚至未赴会也被遥举为负责人之一，而柳却不过是个书记员。对于心高气傲而又有着强烈的领袖欲望的柳亚子而言，这无疑是难以接受的。更何况当时的编辑员并没有规定任期，以三人的才具而言，大有可能长期任职。而柳亚子是绝对不甘心一直做书记员的，于是他不久就发起了一场所谓“干部革命”——多年以后柳亚子还对这次计划周密、也取得了预期成效的“革命”津津乐道：“革命军的马前卒，当然是我，而神机军师，则是太仓俞剑华。我们这一次的革命策略是很巧妙的：我们先主张第三次雅集地点要在上海。巢南在杭州教书，他守着老营，不来上海，而天梅是照例不到的。于是八月十六日(旧历七月十二日)那一天，雅集在上海张家花园举行。三位编辑员都不到，剑华自己也不来，但锦囊妙计他早已吩咐给我们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由于雅集地点改到上海，而且陈、高、庞三位编辑员对柳亚子的密谋完全没有知闻，他们对柳亚子也根本没有戒心，所以雅集之时三位编辑员果然都如柳之愿缺席，这样柳亚子就避免了与其“革命”对象的正面冲突；接着柳在会上以《南社丛刻》第一、二集体例混乱，陈、高办事马虎为理由，提议加以整顿，改选编辑员。于是在这次雅集上进行了改选，结果是：景耀月为诗选编辑员，宁调元为文选编辑员，王钟麒为词选编辑员。值得注意的是，景耀月当时没有到会，宁调元也远在北方，被选为编辑员都没有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所以他们“后来推辞着不肯就职”，“就是王无生(即王钟麒)，好象也说事情很忙，没有实行编辑的工夫”(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
不难看出这次号称“干部革命”的改选完全是柳亚子处心积虑的一个阴谋。首先，实行改选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南社社刊初创，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果对社刊的编辑不满，可以提出意见来商量，改进体例也并不困难。其次，改选之事没有事先知会三位编辑员，这不但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在程序上也不合适；由柳亚子等少数几个人如此瞒天过海进行操作更是欠妥。第三，新当选的三位编辑员中，两人没有到会，而且当选为编辑员也没有征得其同意，这显然也是很不正常的。而最后改选的三位编辑员都推脱不就职。很显然是不愿意被人当枪使，不想被柳亚子推到前台去面对原来的三位编辑员，这实际上是对柳亚子的做法表示不满。尽管如此，就柳亚子而言，这次改选却非常成功，也非常巧妙：这次改选之后，柳亚子本人仍然是书记员。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夺权”的嫌疑，而另一方面柳亚子也自有准备。由于改选的三位编辑员都没有履行职责(实际上是不能够或不愿意履行职责)，于是柳亚子便以书记员的身份在实际上独揽了编辑员的责任——可以说，柳亚子不仅掩盖了自己放火的行为，反而还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挺身救火的人。后来柳亚子又故伎重演，在第五次雅集上，到会的高旭、柳亚子、庞树柏、傅熊湘、胡怀琛等南社骨干都没有被选为编辑员，而政务繁忙的宋教仁、远在日本的景耀月、没有到会的王蕴章却被选为编辑员，所以到编辑社刊的时候，宋、景二人忙于政治无暇他顾，而王蕴章更是身在南洋——三位编辑员又是都不能履行职责，于是柳亚子又“只好”独自担任编辑。柳亚子主持改选出来的编辑员没有就职任事，很多人都注意到了，但是却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一般只是赞扬柳亚子的热心肯干等等，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试问既然明知几位编辑员不能够或不愿意就职任事，为什么还是要继续选他们?因为柳亚子就是要让他们不能就职任事，好让自己能够独揽编辑大权。正是通过这种手段，柳亚子不但在实际上把持了南社的社务，而且对不明就里的社友而言，柳亚子还能以“任劳任怨”独力编辑社刊的“功劳”赢得其拥戴。
独揽编辑大权还只是一个收买人心和培植亲信的过渡方式，柳亚子当然不甘心有其实而无其名，他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南社实至名归的唯一领导者。于是柳亚子开始拉拢部分社友：“且说张家花园革命(即南社第三次雅集，也就是第一次改选)成功，我们都很高兴。还有张佚凡女士当选了庶务，这也是我的计划，我从十六岁就主张男女平权，至此可算小试其端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按张佚凡当时的革命资历或文学才华，即使在女社员中也并不突出，柳选其为庶务，很难说没有拉拢社友的私心在内，所谓“主张男女平权”云云，不过是一种冠冕堂皇的说辞罢了——后来柳亚子连任主任多年，按《南社条例》可以自由任命书记、会计、干事，而且随着南社规模的扩大，杰出的女社员也更多，但是柳亚子再也没有任命任何一个女性社友。而且在后来的柳、高冲突中，张佚凡也站在柳亚子一方。1911年2月13日南社举行第四次雅集，柳亚子回忆：“记得天梅和我大闹其酒阵，座中也很分左右袒，却是我的方面人多，还有未来的女子北伐队队长张佚凡女士也出马相助。于是我哈哈大笑，说道‘得道者多助’呢。”(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所谓“未来的女子北伐队队长”，实际上也就是说张佚凡当时还没有什么资历；而且辛亥革命以后，所谓“女子北伐队”一度到处都是，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资历。柳亚子如此措辞，未免也有些捉襟见肘。
随着柳亚子地位的提高，在第七次雅集的时候，他又发动了一次“革命”，这次他意在把编辑员三人制改为一人制。即由一人全权负责。那么这个总负责人由谁来担任呢?柳亚子野心勃勃自以为舍我其谁：“人选则我来做自荐的毛遂，这是为了南社的前途，我认为用不着避免大权独揽的嫌疑的。”(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是这次柳亚子却失算了。因为柳亚子此前的一系列举动，引起了高旭的不满—事实上柳亚子的第一次改选，陈、高二位就都有些不高兴，但是陈默认了，而高却咽不下这口气，于是柳、高之间开始有了龃龉，所以这第七次雅集，高旭也存有教训柳亚子之心。柳亚子回忆当时的情形：“那一天到会的人，也并不能说他们多数是高党，但俞剑华到南洋去了，失掉了我的右臂，连能持大体的陈陶遗、叶楚伧也都没有出席。来的人大半是马马虎虎的，对于南社的过去情形，简直莫明其妙。他们认为‘众擎易举，独力难成’，是一切办事的公式，就不自觉地上了天梅的当，而把我苦心孤诣的计划，轻轻地否决了。”(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这段话不啻是一张供状。所谓“高党”，意指亲近高旭的人，实际上这纯属子虚乌有，考察南社历史，没有发现高旭有结帮其他社友之事。所以这只是柳亚子以己之心来度人罢了，因为南社中的“柳党”是真实存在的。柳亚子所说的俞剑华，就是第一次“干部革命”时的军师，与柳亚子同声一气自不必说；而所谓“能持大体”的陈陶遗、叶楚伧，也是“柳党”的骨干。但是此役“柳党”失之大意，柳亚子自以为羽翼已成，没想到仍然会受挫于高旭。会议最后决定仍然实行“三头制”，改选的编辑员为高燮、柳亚子和王蕴章。但是当选为编辑员并不能弥补柳亚子的挫败感，何况高旭更讥讽道“究竟谁是得道者多助呢”，故柳亚子一怒之下便登报声明永远脱离南社。柳亚子的恼羞成怒，不只是因为当时脸面无光，更因为这一事实证明：尽管他煞费苦心活动，尽管“那一天到会的人，也并不能说他们多数是高党”，但高旭还是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说明高旭在南社的影响依然在他之上，这一点是他尤其不能容忍的。
不过柳亚子毕竟也是南社的发起人之一，他负气公开宣布永远脱离南社，无疑对南社的团结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为了挽回事态，南社多位社友屡次劝说柳亚子归社，高旭也觉得有点过火，所以也默许向柳亚子让步。但是柳开始表示坚决不归，后来口气有些松动，却又趁机抬高价码：“从前我是主张编辑员单独制的，现在，又发现这办法的不够了。因为顾名思义，编辑员的权限，只是编辑而已，管不着其他的事情。而我这时候的主张，以为对于南社，非用绝对的集权制，是无法把满盘散沙般的多数文人，组织起来的。我就想进一步的改革，要把编辑员制改为主任制。并且，职员在雅集时由到会者推举，我也觉得不妥当……还有，书记、会计和干事(原来名称是庶务，第五次修改条例改称干事)，都是担任事务方面的人才，在集权范围以内，是不需要推举或选举，而应由主任委托；在必要时，还可以由主任自己兼职的。”(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最后在“柳党”的姚光提出满足柳亚子的条件、高旭又一次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柳亚子才心满意足地归社了。
这次胜利无疑大大助长了柳亚子的气焰，随后的条例改革更对南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任总揽社务，连任又无限制，而且可以随意任命主要职员，这就很容易有专擅和结党之弊。而主任由通讯选举产生，看似民主，实则只是柳亚子吸取失败教训所作的有利于自己的变革。因为如果主任由雅集时推举，则参加者既不能控制，而现场局面也难以预测，难保不出现第七次雅集时的情况；而通讯选举则保险得多，从分寄选票开始都可以暗箱操作(南社日常社务已被“柳党”所把持)，而且按规定通讯选举实行双记名法投票，即投票者也需要署名，这显然也有违民主原则，但有利于操作者分别敌我。按照如此条例，只要第一次能够当选主任，以后连任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次通讯选举情况如何呢?1914年8月，柳亚子“以代理书记员名义，发出通告，召集十月十日在愚园举行的第十一次雅集，通告中并附发选举票，请他们用双记名法，将被选举人及选举人姓名填注票内，即日邮寄南社驻沪办事处朱少屏代收”(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但在随后雅集开票时，到会人数却“文献无征”——没有记录。“在仅仅保留着的选举票上，知道这一次收到的票很少，是弃权的太多了。检点收到的票额，只有八十七票，我以五十票的多数，当选为主任”(柳亚子《我和南社的关系》)。按：到1914年8月，南社社友已有400余人，可见弃权的社友占绝大多数，这足以说明他们对这种貌似民主的选举不以为然，但是柳亚子的目的却已经达到了。此后柳亚子也一直连任主任，南社才开始了柳亚子独大的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柳亚子担任主任之后，高旭只参加过一次临时雅集、一次正式雅集，而这两次柳都缺席，也就是说高、柳没有再在雅集上碰过面。可以说高旭不但主动退让了，而且日益对南社失去兴趣。陈去病也淡泊名利，甘心成为配角。柳亚子曾刻有“南社主盟”的闲章一方，足见其志得意满之态。直到1917年“朱柳公案”发生，柳亚子以论诗不合擅自开除社友，引起社内外物议沸腾，南社濒临分裂，柳亚子也自觉无趣，才于1918年辞去主任一职——但他还是推荐由姚光接任——而那时南社已经是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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