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一直活跃着一批上海广方言馆出身的外交官,他们是通过清朝总理衙门选拔投身晚清外交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他们作为职业外交官又为新政府所用,成为民国外交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刘式训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踏上外交舞台
刘式训,字筝笙,号紫箴,1868年出生,江苏南汇(今上海)人。自19世纪40年代开埠后,上海迅速发展为中西贸易、文化交流的中心。而且它承风气之先,社会较早开化。1879年,刘式训的父母将其送入“上海广方言馆”。在这里,刘式训主攻法文,并兼习经史算学。作为上海设立的第一所外国语专科学校,“上海广方言馆”承担着向总理衙门输送学生的任务。1890年,刘式训以优异的成绩与陆征祥、刘镜人等七人,被选送京师同文馆深造。1892年,他随清朝出使英、法、意、比的大臣薛福成前往欧洲,任驻法使馆翻译。
在法国期间,刘式训以外交官身份进入巴黎大学留学深造。其后,他先后在驻法、俄、德等国使馆任翻译。随着时间推移,他的才干渐渐为许景澄、孙宝琦等出使大臣所赏识,擢升为参赞。八国联军侵华时,他曾协助李鸿章谈判《辛丑条约》。1902年,担任清朝出席英王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专使载振的秘书,访问法、比、美、日四国。1905年9月,刘式训迎来了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清廷委任其为出使法国、日斯巴尼亚国(今西班牙)大臣。从此他独当一面,登上晚清外交舞台的中心,成为懂外语、具备西方知识、熟悉西方情势的新式外交官的代表。
澳门划界交涉失败
1908年,日本商船“二辰丸”号走私军火,在澳门路环岛附近被中国水师捕获。日本勾结澳门葡萄牙当局,借口该船所经的路环岛属于澳葡当局的领海,要求中国归还被扣船只并认错。此举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也将刘式训推上与葡萄牙政府交涉划界问题的前台。
1887年,葡萄牙在英国协助下,迫使清政府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葡萄牙获得永居管理澳门的特权,并要求占领澳门以外大片领土。清政府在人民的强烈抗议下未敢答应,但在条约第二款中规定,澳门界址问题,待两国派员勘定之后另立专约;未经划定界址之前,双方暂时维持现状不变。澳葡当局一直企图在澳门以外扩占土地,“二辰丸”号事件进一步凸显了其阴谋。澳葡当局以疏浚海道为名,借机扩张土地,并派军舰公然与中国军队对峙,意图武力强占,引发国人强烈抗议,国人要求清廷与澳门划清界址。
1908年年底,清政府指令刘式训急赴里斯本交涉,与葡萄牙政府商谈划界问题。1909年1月,刘式训与葡萄牙外交部往返磋商,最后商定,各派代表至澳门查勘划界,中方撤兵队一处,葡萄牙撤炮舰、停收钞、罢浚海,双方于2月12日同时实行。后又几经折冲,中国派出云南交涉使高而谦为澳门勘界大臣,葡萄牙派勘界专使马沙铎(Machado),双方于香港展开会谈。但葡方不顾双方事前商定,葡舰继续游弋内河,勒收船钞和浚河活动也没有停止,刘式训配合当地谈判,不时与葡萄牙外交部直接交涉。
然而,葡萄牙政府却视清政府的退让为软弱,在谈判桌上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一个侵占大量土地和水域的勘界方案,甚至公然武装侵占路环岛,大肆屠杀中国居民,制造血案,致使谈判毫无结果而中断。1910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建立共和国政权。清政府外务部致电刘式训:在未承认葡萄牙新政府以前,能否利用时机与葡探商澳界让步办法,如能满我之意,即先行承认亦无不可。但葡萄牙政府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刘式训的交涉没有取得结果,澳门划界问题成为悬案。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在国外感知共和潮流的刘式训,早已不满腐朽的清王朝的作为,遂于11月20日辞卸驻外大臣职位,结束了供职清朝外交界的经历。
首任驻巴西公使
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度脱离外交界的刘式训,经上海广方言馆与京师同文馆同学、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的举荐,于1913年1月29日出任外交次长。这是他服务于北洋政府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协助陆征祥交涉外蒙古问题,参与协商善后大借款,协助处理各国承认中华民国等事宜。后因陆征祥坚辞外交总长,刘式训也随同辞去外交次长。
继任外交总长的孙宝琦,曾经是刘式训的上司,经其举荐,1913年12月29日,刘式训被委任为驻巴西兼驻秘鲁全权公使(兼秘鲁公使一职,一直未到任)。由此,他成为中国首任驻巴西公使。1914年8月到任后,他首先筹设公使馆,完备了使领馆机构和人员。当时的巴西,受美国限制中国移民政策的影响,也有歧视中国移民的倾向,刘式训出面交涉,力所能及地保护华侨利益。
在驻巴西公使任上,刘式训度过了一生中最痛苦和灰暗的时期,因水土不适,妻子和儿子先后辞世,他自己也不堪重负而生病。1915年初他前往欧洲了解和搜集欧洲大战实情。不久回国,结束了驻巴西公使任期。
三任外交次长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府内阁像走马灯似地更换,受此影响,刘式训曾三次出任外交次长,成为出任这一职位次数最多的民国外交官。
1916年11月,北洋政府再次更替,伍廷芳被委任为外交总长,选择刘式训担任他的副手。12月20日,刘式训第二次出任外交次长。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正浓,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拉入战场。美国引诱中国和它一起行动,宣布对德绝交。这一举动犹如定时炸弹,立时在中国引发了“府院之争”的政治危机。此时,由于日本介入中国对德绝交问题,原先赞同和美国一致行动的总统黎元洪和外交总长伍廷芳,转而反对对德绝交,于是与支持对德绝交的政府总理段祺瑞形成尖锐对立。刘式训及时将北京动态电告驻外使节,警示他们北京局势紧张。作为外交部事务执行官,刘式训虽不能直接参与决策,但他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欧战前景还不明朗,德国未必失败,中国最好继续保持中立,对于政府推动对德绝交,并不赞同。然而,中国参战问题受美、日等国外势力的影响和国内派系的政治操弄,已超出了外交问题的范围。3月14日,在段祺瑞的强力操纵下,北洋政府宣布对德绝交,随后对德宣战迫在眉睫。鉴于此种形势,刘式训于3月31日坚辞外交次长职位。离职后,他于1918年起受聘担任总统徐世昌大总统府顾问、外交委员会委员,间接参与外交决策。
1920年8月,北洋政府委任颜惠庆署理外交总长,刘式训第三次被委任为外交次长,10月9日,他又兼任外交领事官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长。1921年5月,他协助颜惠庆谈判签署《中德协约》,实现了中德邦交正常化。《中德协约》也是中国近代以来与西方大国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同年8月,美国邀请中国参加华盛顿会议。刘式训担任条约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华盛顿会议筹备处处长,为会议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华盛顿会议期间,他还曾代表外交部会见各地请愿代表。12月,华盛顿会议上中日山东问题“边缘”会谈步履维艰。中国代表为避免与日方直接冲突,暂时搁置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将谈判重点集中到收回山东主权的问题上。这一做法引发国内民众不满,纷纷前往北京外交部请愿。12月23日,刘式训在外交部接见了前来请愿的天津代表。面对民众强烈要求废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愿望,刘式训深受触动。加之肝胃病日渐加重,他数次请求免职养病,但都为颜惠庆劝阻。1922年1月5日,他坚辞外交次长一职。
1923年,北洋政府又委任他担任外交委员会副会长。1923年3月,出任交通部唐山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校长,由外交界转向教育界。次年12月,被交通部免去校长职位。此后,他脱离官场,移居上海老家养病。1929年病逝,享年61岁。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