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挑煤工到红军团长
1911年1月13日,杨得志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南阳桥(今属株洲市)的一户贫苦铁匠家庭。由于生活困难,他只读过几天《三字经》《百家姓》后就开始跟随父亲学打铁谋生。11岁时母亲去世,家里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他不得不到地主家放牛为生。14岁那年,随哥哥到江西安源煤矿做挑煤工,但累死累活忙了大半年,拿到的钱还不够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这段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安源是洋人和老板们的天堂,是我们穷人的火坑。”哥俩又辗转来到衡阳的筑路工地做工,仍然受尽剥削和欺凌。
1928年2月,杨得志哥俩与25个筑路工人一起投奔由朱德、陈毅在湘南起义时建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任师部通信员。随队伍上了井冈山后,参加朱毛会师,到红四军特务连当战士。刚参加红军的杨得志被分给一支梭镖作武器,不久在一次战斗中,他用这支梭镖追击敌人的一个士兵,缴到自己从军以来第一支“汉阳造”步枪。
1928年10月,在井冈山黄坳的一座小庙里,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出生于赤贫家庭,组织上决定他入党后没有候补期。
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杨得志随朱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由于他作战勇敢机智,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营长逐级晋升到团长。在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开始担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他率部打了许多硬仗、恶仗、苦仗,在福建建宁三甲掌曾以一个团的兵力顶住了敌人三个师和数架飞机的凶猛进攻,坚守了一天一夜,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受到红军总政治部在《红星报》上的公开表彰,从此更加声名大震。
长征期间,杨得志率红一团一直肩负着中央红军开路先锋或掩护后卫的重任,多次化险为夷,屡立战功。1935年1月2日,红一团作为先遣团奉命突破乌江。当时,中央红军的所有机关和部队集结在乌江西岸,而江边船只已被敌人悉数破坏,几十万敌军正紧紧尾追在后,形势万分危急!杨得志立即命令部队砍山竹,扎竹筏强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对岸冲去,从而一举突破了乌江天险,为夺取遵义城创造了有利条件。5月25日,他率红一团冒雨急行军一天一夜,到达140里之外的大渡河畔安顺场渡口,迅速歼灭了毫无防备的守敌两个连,缴获了仅剩的一艘木船,这是敌人唯一留在渡口自用的运输船。当年的老船工说,如果再迟一天,红军恐怕就没有渡河的希望。杨得志亲自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郑重地交待任务:“快速渡河,快速上岸,快速占领岸头阵地。”奋勇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乘着木船进行强渡。在杨得志的指挥下,红一团神炮手赵成章用仅有的一门迫击炮的几发炮弹就摧毁了对岸敌人的碉堡,消除了渡河的最大威胁。奋勇队很快就逼近了对岸边,夺取了敌人的滩头阵地,从而为后续部队渡河奠定了立足点,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红军变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在红军战史上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
长征到达陕北后,杨得志率红一团参加了直罗镇战斗,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直罗镇战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对红一团在长征中的战功给予了充分肯定,曾表扬说:“红一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大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周恩来也称赞红一团是“天下第一团”。1936年2月,杨得志担任红一师副师长参加东征战役,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开赴冀、察抗日前线。他亲自带领五个侦察兵化装成陕北农民,预先去黄河渡口侦察地形,使红一师在沟口附近一举渡过了黄河,击溃阎锡山的独立二旅。3月上旬,他与师长各指挥一个团,击溃敌人14个团的进攻,消灭敌人两个团。6月调任红二师师长,再次作为军团前卫西征甘肃、宁夏,首战陇东而攻克环县县城曲子镇,全歼马鸿宾部骑兵400多人,俘虏其旅长冶成章。同年11月,率部参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消灭胡宗南第七十师的一个旅又两个团,再次取得瞩目的战绩。
从八路军团长到军区司令员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杨得志提前结束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的学习,赶回部队参加红军的改编工作,加入八路军一一五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团长。
8月31日,罗荣桓率领三四三旅从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进入山西。部队刚到侯马,就接到了北上平型关的命令。
在向晋西北挺进的过程中,一一五师的指战员发现,越往北走,遇到国民党败退下来的士兵就越多。这些残兵败将有的是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有的根本就没见着日本鬼子。一听说日军来了,他们就闻风而逃。但在他们向南溃逃的路上,也不忘抢老百姓的东西。有的甚至跑到一一五师的驻地来了。
一次,杨得志在六八五团的驻地见一个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老兵,就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在前方打日本?”那个老兵魂不附体地说:“日本人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们打上了没有?”杨得志又问。 “没有。”那老兵摇晃着脑袋,“连鬼子的影儿还没见着,上头就命令我们撤了。”
杨得志随后率部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斗。主要执行拦头和侧击任务。当敌人进入伏击地域后,第六八五团给予迎头截击,首先打乱了敌军的队形。敌人清醒过来,拼命地想占领制高点。团长杨得志立即派通信员向各营传达命令:“附近的制高点一个也不准鬼子占领!”这时,刘正已指挥一营把公路上的敌人切成了几段。他接到团长的命令后,马上指挥该营的第一连和第三连向公路边上的两个山头冲去。山沟里的日本鬼子也在往山上爬,可是不等他们爬上去,迅速登上山头的我第一营的两个连队反冲下去,一顿猛砸猛打,把这群日军的大部给报销了。这个营的第四连行动稍慢一步,被日军抢先占了山头。连长在向山头冲锋时负了伤,一排长就主动代替指挥。他用两面夹击的办法,很快把山头夺了回来,将日军重新逼回沟底。
正当六八五团同敌人反复争夺制高点时,两架敌机顺着公路来回盘旋。但双方交织在一起,敌机无法扫射和投弹,只好飞走。
杨得志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与兄弟部队并肩作战,歼灭日军1000余人,给其精锐坂垣师团以沉重打击。
1938年2月,他率部进入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建立以吕梁山区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久,接任第三四四旅副旅长,后代理旅长。
1938年夏,按照八路军总部的决定,杨得志率部前往冀鲁豫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同时配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一带坚持抗战。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三四四旅基本上肃清了平汉线以东、漳河以南、卫河两岸近百里地区以内的伪军和顽军部队,建立了安阳、汤阴等县抗日政权。这一行动对确保太行山根据地,沟通山区与平原的联系,扼止日军的南下与西进,起着很大的作用。1939年2月初,杨得志奉命再次率一支不足100人的小部队挺进冀鲁豫边区,执行扩大部队和巩固根据地的任务。经过短期整训,他将所带部队与当地游击队合编成有4000多人的八路军冀鲁豫支队,在冀鲁豫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在他的指挥下,冀鲁豫支队夜袭金乡县城的日本守军,伏击日军汽车队,毙俘日伪军300多人,极大地震撼了驻守济宁、徐州之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连克定陶、曹县县城,消灭了勾结日军的土匪武装2000多人,惩治了那些民愤最大的汉奸分子。一连串的胜利迅速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当地人民群众看到八路军敢打能胜,也深受鼓舞,抗日热情很快就被激发起来了。在冀鲁豫支队的积极支持下,相关各县共产党组织相继成立了游击队、妇救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冀鲁豫边区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新局面,冀鲁豫支队也扩大到17000人,初步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游击根据地。日军对冀鲁豫支队取得的胜利感到分外震惊,从7月至1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日伪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这支年轻的八路军队伍和抗日根据地。针对敌人的企图,杨得志指挥部队适时跳出合围圈,在敌人后面频频出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立即成立冀鲁豫军区,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任命杨得志为司令员,下辖直南、豫北、鲁西南三个军分区,这标志着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德石路以南,横跨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广大平原100余县,是联接华中、华东、华北和延安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军都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杨得志率领冀鲁豫边区部队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先后痛击了“蚕食”根据地的顽军孙良诚部、杜淑部和李仙洲部,多次粉碎日军的“大扫荡”。冀鲁豫边区基本属于平原地带。杨得志率部进入冀鲁豫边区后,对开展平原游击战争进行了艰苦探索。在总结几年战斗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术:一、平原地区能够进行游击战。二、要进行平原游击战,必须动员和组织民众;只要广大民众投入抗日洪流之中,就能形成平原游击战所依赖的“活的人山”。三、要进行平原游击战,必须执行正确的战术;“硬的不打,软的打”,“敌打我,我不打;敌不打我,我打敌”,进行夜战。1943年10月2日,日伪军15000多人分13路合围边区中心区时,杨得志指挥内外线部队紧密配合,机动灵活打击敌人,经过一个月的战斗,歼敌4120人,攻克碉堡、据点74处,攻取2座县城,袭击4座县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这次“扫荡”。
1944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杨得志带领冀鲁豫军区的五个主力团和回民支队离开冀鲁豫边区,冲过日军在平汉、同蒲铁路设置的一道道封锁线,历时75天,行军2583华里,胜利到达延安。杨得志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一旅旅长,担负起守卫黄河河防、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重任。
1945年4月,他作为冀鲁豫军区的代表出席了中共七大。大会闭幕后,组织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学习。
从纵队司令员到兵团司令员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决定立即成立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军区。杨得志也奉命回冀鲁豫根据地,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45年9月、10月,在刘伯承、邓小平领导下,他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邯郸战役是杨得志领导的第一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第一场大战。当时,装备不全的第一纵队需要抗击总兵力超过我三倍的进犯之敌。在距邯郸只有十几里地的崔曲一线展开,双方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和激烈,战斗打到白热化时,基本上是在逐屋逐巷地进行着争夺,彼此的伤亡都很大,崔曲县城两度易手。其后,在兄弟部队的相互配合下,消灭了企图南窜之敌,活捉敌十一战区长官部副司令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邯郸战役的胜利,打破了蒋介石妄图打通平汉线的“黄粱梦”。毛泽东在电报中誉称这次大捷是“伟大的胜利”。
1946年底,杨得志奉命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调到第二纵队任司令员。1947年7月调任中共中央军委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率部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保(定)北战役。同年9月,蒋介石从晋察冀地区抽调了三个师出关增援东北,晋察冀的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按照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命令,杨得志与野战军其他领导决定抓住时机,对敌展开攻势,制定了“围城打援”的计划,以围攻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铁路的咽喉之地的徐水,以吸引敌人来援,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打一个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正在解放军按预订方案进行北进西移之时,敌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主力——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罗历戎部也北上增援徐水,欲南北夹击,一举歼灭解放军华北主力。面对战前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杨得志当机立断,立即与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商议,决定迅速改变决心,抓住这一难得的战机,以主力隐蔽快速南下,在保定以南的清风店地区打掉送上门来的罗历戎部,从而改变局部战场上长期以来敌我双方对峙的局面。从接到敌情有变的电报到发出南下清风店的命令,总共用了不到半小时。当时,解放军离清风店尚距200华里左右,而半机械化装备的敌军离那里却只有90华里,200里比90里,解放军硬是靠着自己的铁脚板在一昼夜间跑到了敌人的前面,赢得了可贵的战机。战役在10月20日打响,至22日上午结束,共歼敌1.7万余人,生俘敌第三军包括罗历戎在内的正副军长等将校级军官10名,从军长到马夫没有逃掉一个。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野战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有力地配合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
1947年11月,在朱德、聂荣臻同志领导下,杨得志率部经过六天六夜的激战攻克石家庄,全歼国民党军2.4万余人,活捉敌城防司令、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缴获坦克9辆,火炮100余门及大量火车机车、汽车和军用物资,拔下这颗楔在华北解放区中间的钉子,摧毁了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这座“石门”,开创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先例,切断了国民党军赖以机动和南北联系的铁路交通线,使平、津与保定、太原等地敌军处于被动分割状态,晋察冀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则完全联成一片。
1948年,他率部转战察南、绥东、热西、冀东,牵制华北敌军,配合了东北战场解放军作战。同年11月率部参加著名的平津战役。按照毛泽东的战略部署,解放军对张家口之敌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把傅作义部驻守北平的精锐主力第三十五军引出北平去解张家口之围,继而又将其围困在新保安,迫使傅作义调出北平3个军增援新保安,迟迟不能作南逃或西撤的决心,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全部入关参加作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1月21日,杨得志指挥部队对新保安之敌发起全面攻击,经过激烈的巷战全歼守敌1.9万余人,打好了平津战役“各个歼敌”的第一仗,为平津决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新保安之战也作为运动战的典范战例而收入解放军军史教程。
1949年1月,杨得志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2月,第十九兵团城南、城西突破防御工事,消灭了南区和西区的敌军,4月24日突入太原城,端了阎锡山的老窝。1949年6月,他率十九兵团从禹门口西渡入陕,于6月中旬与第一野战军在关中会师,正式编入第一野战军的序列,在彭德怀指挥下参加西北战场的决战。在扶眉战役中,杨得志与兵团其他领导结合作战任务,仔细研究了青、宁“二马”的特点和惯用战术,重点进行战术技术训练,迅速控制了西兰公路乾县、礼泉地区,大张声势地构筑工事,作出进攻势态,使“二马”为保存实力而不敢轻举妄动,圆满地完成钳制青、宁“二马”集团的任务,协助兄弟部队消灭胡宗南主力4.4万多人,给胡宗南集团以毁灭性打击,使胡、马的作战联盟不复存在,西北战场的形势由此发生了根本变化。随后,乘胜千里追击青海马步芳集团。8月26日,第十九兵团与兄弟部队一道,经过艰苦的战斗,攻取了地势险要、防御严密的兰州城,消灭青海马步芳集团主力2.7万余人,取得了西北战场最大一次攻坚战的胜利。9月9日,第十九兵团兵分三路,继续挥师宁夏以解决马鸿逵集团。
对于解放宁夏,杨得志确立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并举的作战方针,与政委李志民多次亲自上门拜访西北伊斯兰教上层人士郭南浦,首先促使马鸿宾父子率一个军在中卫县宣布起义,再而迫使马鸿逵部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人签订《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9月23日,第十九兵团前锋部队第一九一师进入宁夏省会银川,宣告宁夏解放。
从志愿军兵团司令员到志愿军司令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得志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兼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数百名优秀战将中,杨勇与杨得志、杨成武合称“三杨”,都是朱毛红军中百战锤炼出来的著名将军,深得毛泽东、朱德的垂爱,也深得全军官兵的拥戴。
朝鲜战争爆发后,奉命率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点将要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赴朝。杨得志、杨成武、杨勇先后奉命率部入朝参战,毛泽东、周恩来笑称“三杨(羊)开泰”。又说是“三杨(羊)开台”。意思都是一样,说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三位杨将军十分倚重。
1951年2月,作为第三批参战部队,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分四路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的第一线。入朝后,第十九兵团作为右翼突击集团参加了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第五次战役。经过50多天的浴血奋战,中朝军队粉碎了敌人在志愿军侧后登陆、夹击志愿军的战略企图,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于不久接受了停战谈判。在1951年敌人发动秋季攻势之前,杨得志亲自深入第六十五军前线,研究作战经验,总结战士们创造的“防炮洞”方法,借鉴石家庄攻坚战的进攻出发工事和冀中地道战的经验,提出构筑坑道工事的设想。彭德怀充分肯定这一战术设想,称赞说:“这是革命军队优良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相结合的表现,为持久的阵地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志愿军总部的倡导和推广下,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战场上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短短的三年时间里挖的坑道长1250公里,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6240公里,修了20万多个地堡。经过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的斗争,横贯朝鲜半岛230公里,形成了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毛泽东对此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讲话中说:“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就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坑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毫无办法。”
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主要承担了指挥作战方面的工作。9月下旬,他组织指挥了五次战役以后的第一次全线战术反击作战。其中上甘岭坑道防御作战历时43天,敌我双方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域里投入大量兵力,进行反复激烈争夺。4万名志愿军指战员击退了6万多敌人的680余次进攻,并进行了数十次反击,毙俘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机270多架,击毁击伤敌大口径火炮61门和坦克14辆,粉碎了敌人的“金化攻势”,美军报纸也哀称这次战役成为“朝鲜战争中的凡尔登”。上甘岭战役创造了志愿军依靠坚固阵地进行坚守防御战役的光辉范例,载入了世界战争史册。
1953年5月13日至7月27日,他组织了志愿军夏季反击战役,毙俘敌12.3万余人,扩大阵地面积220平方公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沉重的打击迫使敌人接受我方提出的遣返战俘方案,作出了实施停战协议的保证,成为朝鲜战争中名符其实的“压台仗”。
1954年11月,杨得志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因为在朝鲜战争中的突出贡献,他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国旗勋章一枚和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两枚。
1953年8月,杨得志作为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团团长率代表团回国。10月1日,他参加了新中国建立四周年国庆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泽东向其他领导人介绍说:“此人大名叫杨得志,当年强渡大渡河的红一团团长,如今志愿军的副司令,德怀的助手。湖南人氏,我的乡里呀!”并戏称“此人一直是志愿军,上井冈山就是志愿去的,就是志愿军!”
从济南军区司令员到解放军总参谋长
从朝鲜回国后,杨得志入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955年毕业后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从1972年起,杨得志先后任武汉军区、昆明军区司令员。从1980年3月起,杨得志先后任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1966年递补),第九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杨得志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著有《横戈马上》(1984年)和《为了和平》(1987年)两部回忆录。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杨得志把全部身心投入到保卫国家安全和加强部队全面建设上。
1958年9月,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化名杨超,到济南军区驻徐州某部六连当兵。他身负背包徒步由团部到连部,住大宿舍,睡木板床。当晚即参加连队夜间射击训练,次日晨参加五公里长跑。在连队一个月,他擦玻璃、倒痰盂、冲厕所,苦活、脏活、累活,抢着干。夜半上岗,挥大锹挖工事,端步枪练刺杀,无一丝一毫特殊,士兵们称之为“老杨同志”。
20世纪60年代,他组织领导济南军区部队进行大练兵,1964年率领优秀军事训练尖子到北京汇报表演,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
他坚持中国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深入基层,奔波于边防、海防前哨以及国防施工现场。他严格管理部队,重视作风养成,扎扎实实地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军事技术、科研装备等全面建设。
1979年他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亲临云南前线,指挥部队执行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任务,取得重大胜利,为保卫祖国再立殊勋。
他任总参谋长的八年期间,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致力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参与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系列的军事战略方针和军队发展战略。
按照邓小平关于“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的思想,他和总参谋部坚持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精心指导全军的教育训练。1980年11月,杨得志主持召开全军训练会议,制定下发了《全军军事训练三年规划》,为部队组织实施训练提供了依据。1981年9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他在华北地区筹划组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实兵军事演习。
1984年10月,他与总参谋部其他领导一起精心组织规模盛大、威武雄壮的35周年国庆阅兵,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和崭新风貌。
1986年12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郑重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变,就是要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就是要充分利用今后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化条件下的自卫能力。”这一见解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
1994年10月25日,杨得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中共中央对他的一生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杨得志横戈马上数十年,善于学习、运用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虚心学习和钻研现代军事科学,组织指挥过许多重要战斗、战役和大兵团行动,他有丰富的作战和和平时期建军经验,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战略运筹艺术,战功显赫,是从战士逐级成长起来的著名战将和优秀军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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