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争取好的结果
郭沫若是共和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当然无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政治领域,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每一场运动中去。从建国初期对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到接踵而至的批判胡适、批判胡风、反右斗争……在每一次的运动中,郭沫若除了是他自己——一个学者,或是一位作家,他还是全国文联主席,是中科院院长,……这就决定了他并不能仅以个人的身份置身在这些运动中。他还需要以那些政治身份去讲话,去做事。
当人们回顾过去的那一段历史时,发现郭沫若也讲过错话,做过错事,但显然这并不能归咎于他个人的原因,更不是出自个人之间的恩怨,那是时代的政治环境所决定了的。郭沫若的老朋友、老战友李一氓、夏衍后来很中肯地指出过,在我们党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也不可避免。
即使如此,郭沫若也并非没有自己的主见,他会努力去争取好的结果。1954年底,在文联和作协的一次联席扩大会议上,身为全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在发言中讲到展开学术上自由讨论的问题。他说道:
“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这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可以说还是在揭发错误阶段上的不同意见的论争,经过论争的结果,由不同之中而得出同,辨别谁是谁非,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如果正确的结论一时得不出,尽可以使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的时期内同时存在。不同意见的同时存在并不一定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因为矛盾在真理的照明之下总是要得到解决的。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真理来促进矛盾的解决。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可能产生,又需要在新的情况下给予解决。这样蝉联下去,就使我们的学术水平和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1954年10月,思想文化界已开展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以及对胡适唯心主义的批判,文联和作协的这次会议即是与此相关,而且1951年5月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展开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郭沫若讲话的通篇内容看,尽管已经不可避免地带有当时政治文化背景的印记,但他这一番关于展开学术上自由讨论的见解,说明他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还是具有清醒的认识的,也有自己的见解。而敢于在那样的政治情势下把这样的见解讲出来,当然是需要勇气的。
再譬如在反右斗争中,中国科学院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老知识分子多,著名专家学者多,从国外回来的知识分子也多,根据这样的特点,郭沫若与院党组专门向中央汇报,建议对科学家采取保护政策:凡回国不久的,不参加运动;对于思想问题与政治问题一时难于区别的,先作为思想认识问题处理;对于一些著名科学家,即使是对问题认识错了,只采取谈话方式给予帮助,不能采取批斗方式。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同意,并责成中科院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有关自然科学界反右斗争政策的文件,作为中央正式文件下发。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中科院系统(包括在外地的分所、研究机构)都是按照这一文件去执行的,保护了许多同志。后来有人无比感慨地回忆道:“我们能有郭老这样的院长,大树遮荫,保护了大部分科技人员。”
烧书说与凤凰俦
1965年11月10日,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批判,郭沫若实际上也被牵扯到了。对于时局比较敏感的人们已经注意到,在思想文化领域有种风雨欲来之势。1966年初,郭沫若给张劲夫同志写了一封信,提出要正式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职务。4月,他在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表示自己过去写的书应该通通烧掉。会后,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看到这个发言记录,拿去发表在报纸上,立即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大影响。
郭沫若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恐怕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会被作为宣传之用。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他做出这样的表示,或许只是出于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其中也未必不包含了真诚。这与他浪漫主义的精神个性有关。这位老人在他一生的行旅中,始终都葆有着一个浪漫诗人的理想主义心性。在他所涉足的领域中,他总是愿意去做一个弄潮儿。他不惧怕否定自我,而是不断追求否定之后自我的新生,也因此,他才在诸多领域都有过令人瞩目的作为或成就。郭沫若在说到“烧书”的同时,讲到了这又是一次凤凰涅槃。四十余年前,他曾以《凤凰涅槃》诅咒旧有的社会秩序,表达对理想中国的期待;四十余年之后,他何尝不是借此来表示对又一次革命的理解呢?尽管此时的郭沫若跟大家一样,并不清楚即将到来的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他还是愿意去经受磨砺,所以他以烧书之说表示自我的否定。这表露了一个浪漫诗人的真率和虔诚。
在郭沫若漫长的一生中,这种浪漫诗人的心性和精神特质带给他的并不全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的得意。在一些他所涉足的领域中,他无法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反而会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或勉为其难的窘迫。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文化精神,浪漫主义恰恰是郭沫若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
“文革”中的满城汉墓发掘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年底,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意见在外面住了一个月,等形势缓和后才回到家中。这实际上是周恩来对他采取的保护性措施。在“文革”中,周恩来尽最大努力保护了郭沫若没有受到更大的冲击和迫害,但他的孩子仍然未能幸免,两个儿子先后去世,二儿子郭世英更是死于非命。这对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是多么大的精神打击啊!郭沫若把二儿子的日记放在书房的案头日日相伴,并且用工整的小楷字一页一页地抄写下来。他用这样的方式在寄托一个父亲对于孩子的思念之心。
郭沫若在“文革”期间受到保护,但并不是被保护起来什么都不做,相反由于许多老干部靠边站,更多的工作压在了这个老人肩上。郭沫若并不负责外事工作,可那时,他几乎每周都有一两次要陪同周总理会见外宾,还时有陪外宾全程访问或是出访的工作。1968年6月,河北满城发现了一座大型古代墓葬,周恩来请郭沫若负责拿出处理方案。
接到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马上想到要联系中科院考古所。但是考古所隶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又隶属于中宣部,“文革”开始后这一系统正常的工作秩序已经被打乱了,于是他直接联系了考古所,及时派出专业人员组成考古队赴满城实地考察,并做出下一步发掘的计划。在考古人员下现场之前,郭沫若与他们一起仔细讨论了工作准备和发掘的设想。根据当时已知的情况,这座古墓应该是汉墓,而且有可能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的墓。这个刘胜就是《三国演义》里人们都熟知的刘备的叔祖。郭沫若提醒考古队要考虑到发掘的墓室中可能有壁画,墓葬品中可能有竹简、纺织品等物,事先应该有所准备。
一周后,经过初步发掘考察,考古队向郭沫若汇报了工作进度和进一步的考虑:根据已经发掘的墓葬器物,可以证实墓主人就是刘胜。墓葬没有被盗过,考古发掘的价值极高。郭沫若指示他们一定保护好文物和现场,尽量不要让人参观,文物和发掘现场的处理,待全部发掘工作完成后再考虑具体方案。
在接下来对于古墓内室的发掘中,考古人员有了意外的发现,一件金缕玉衣呈现在人们面前,这让考古学家们大喜过望。用玉衣装殓遗体下葬的礼仪,在汉代的典籍上是有记载的,但迄今为止,就连他们这些考古工作者也没有见到过完整的实物。然而欣喜过后,大家又发现了新的疑问,即金缕玉衣中找不出遗骸的痕迹。考古队马上把新的发现和疑问向北京作了汇报,希望郭沫若能来现场指导发掘工作。
郭沫若看到发掘情况的报告后,立即决定亲赴现场。这时已经到了夏季多雨时节,出发的那天恰好下起了瓢泼大雨,他全不顾已经七十余岁的高龄,按计划赶到满城。在又湿又冷的发掘现场,老人仔细地察看了全部工作面和墓室内的情况,整整看了两个小时。走出墓室后,郭沫若又察看了墓地周边的情况。他注意到在墓地北部有一处山坡留下人工清理过的痕迹,地表外形与正在发掘的墓室外形相似,应该是墓地的一部分。有金缕玉衣装殓,刘胜应该是葬在这个墓室中,但金缕玉衣中没有发现遗骸的痕迹,那么墓主会葬在何处呢?带着这个疑问,郭沫若返回了北京。
回京后,郭沫若继续在思考怎么解开这个疑问。他先让考古队在墓室棺床下寻找有无另一层墓穴,在得到否定的结果后,他果断地推定,在墓地北部那处有人工清理痕迹的山坡下还有另一个墓室,应该继续发掘。周恩来根据郭沫若现场考察后提出的意见,同意对第二个墓室进行发掘。
很快,考古队成功地发掘出第二个墓室。在墓室中又出土了大批珍贵的文物,出土了又一件金缕玉衣。在对墓葬物品进行了仔细考察分析,特别是经郭沫若确认了一枚铜印上所刻文字的内容后,确定了二号墓室的墓主是刘胜的妻子窦绾。二号墓室的金缕玉衣是完整出土的,其中残留有墓主遗骸的部分骨骼和三颗牙齿。这确切地证明墓主窦绾是装裹在玉衣中入殓的,那么刘胜的尸身不会不葬在一号墓中。考古人员于是又对一号墓的金缕玉衣进行了更加仔细的清理,终于发现了在玉衣内侧有一些附着物,经过分析,那是尸骨腐烂后留下的灰渍和牙齿的珐琅质。刘胜是不是葬在一号墓中的疑问解开了。
满城汉墓的现场发掘历时近四个月,出土文物一万余件,其中的两件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是国宝级的文物。它是“文革”期间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发掘。在这之后,全国的文物考古工作逐渐走上正常的工作轨道。
《李白与杜甫》所透露的
对于一生从未离开文学创作、又做了一辈子学问的诗人、学者郭沫若来说,“文革”十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创痛中,无法写作,恐怕是十分难耐的一种痛苦。所以,但凡有一点机会,他还是要拿起手中的笔,尽管能不能发表或出版全然是未知数。
从1967年开始,郭沫若用了几年的时间写成了一部学术著作《李白与杜甫》。他撰写这部书稿原本是自己悄悄在做的事,但是一个偶然的原因,使得这部书稿的写作为外界所知。当时中苏之间发生了严重的边界冲突,外交部请郭沫若等一些学者提供有关的历史资料。后来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对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以驳斥苏方对于历史上早就属于中国版图的领土主张,于是书稿的内容披露出来。书稿完成后,在整个学术研究几乎处于停顿的状态下,居然也就因着一些说不清道不白的原因出版了。
在《李白与杜甫》中,郭沫若把唐代这两位伟大的诗人进行了比较研究。全书的基调是“扬李抑杜”,而且运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剖析李、杜两位诗人。这使得这部著作后来颇受非议,或以为是为投毛泽东所好,或以为其非为学术所作。
其实郭沫若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李白,他多次说过喜欢王维、李白、陶渊明,不喜欢杜甫、韩退之(愈)。他在书中“扬李抑杜”,也是对于自古以来“千家注杜,一家注李”的“抑李扬杜”倾向的一个反调。这同他此前为曹操翻案、为武则天翻案的学术动因应该说是相同的。至于用阶级观点去看古人,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倒也并不奇怪。
当然,这部为学术研究而作的书,确实有着某些诗的成分在里面。
寻找另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
在郭沫若对李白人生的描述中,似乎可以感觉到他有意无意地在叙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世界里的一些东西。这一点或许从他在这段时间翻译的一些诗作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这些诗译自一本叫作《英美抒情诗》的小书,是一位日本朋友赠送。在无法写诗的情形下,郭沫若把这本诗集拿来读,一边读,一边便忍不住把它们翻译了出来,并且随手写在书页四周的空白处。读到喜欢的诗,他会连声称赞“写得好!写得好!”,而对不喜欢的诗,他也毫不客气地评说写得不好,便有“肤浅的说教”、“画蛇添足”诸如此类的评语。这本小书虽然收入不少名家的作品,但非大作,只是一些抒情短诗。
尽管郭沫若自《浮士德》和《生命之科学》全部译完出版后,已经有20年时间没有再翻译作品了,他在此时信手译出这些抒情短诗,显然并不是将其视为一项翻译的事情在做,在那样的时代环境下,这样一些诗歌作品是决没有可能出版的。所以除了留在书页上的手迹,这一组译诗没有另外整理出手稿,不过文字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已经是很精彩的译文。郭沫若应该是怀着创作激情去翻译那些文字的吧!他在寻找一种精神寄托的方式,让被压抑的情感可以有所宣泄的去处,以排解一个握了一辈子笔的老诗人无法写作的寂寞。
老友成仿吾在读到这些译诗后感慨道:“在他将近晚年的时候回到翻译这种短的抒情诗,虽然是由于偶然的原因,但是,难道我们就不能从他的这种经历中得出某些可能的推理呢?”“我不记得他在什么地方提到过他关于诗的见解或者感受之类的东西,但是,从他最后竟翻译了这样的抒情诗,是否至少他主张,不管你叙景或叙事,总要重视内在的节奏,并且最好有脚韵。”
确实,从郭沫若所选择翻译的这些抒情短诗和他不时写下的那些只言片语,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在表达关于诗歌创作的,他曾经一以贯之的某些主张,而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想却是“高大全”。
人生最后的旅程
1976年10月,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阴霾终于散去。“文革”造成的动乱结束了。郭沫若一扫沉重压抑的心绪,高唱出一曲“大快人心事”的《水调歌头》。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郭沫若又充满信心地去迎接新的挑战,他相信,“东风吹遍人间后”,必定是“紫万红千满地开”。当然,十年浩劫,百废待兴,许多事情都要从头做起。作为共和国科学文化事业的管理者,郭沫若格外关注科学文化事业的复苏与发展。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郭沫若被确定继续留任中国科学院院长。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在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上,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18日,因病住院的郭沫若,抱病坐着轮椅出席了大会开幕式。望着会场里那些熟悉的、或是陌生的面孔,他想把自己毕生治学的所悟告诉他们:“从我一生的经历,我悟出了一条千真万确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放科学,也只有在科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科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更需要科学。”
31日,全国科学大会闭幕。病情加剧,已经不能亲临会场的郭沫若,做了书面发言。老院长充满激情地对他的同事们讲道:
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陈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老院长的热切呼唤,激起全场的巨大共鸣,这是所有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心愿。他们用热烈的掌声迎接这个春天的到来。
实际上这一年的立春刚过,郭沫若就因呼吸道感染复发肺炎,住进了北京医院的病房。全国科学大会期间,他一直是在病榻上度过的。也许是巧合,他的病房序号是101号。这是郭沫若特别喜爱的一个数字,他说101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所以当年在创作组诗《百花齐放》的时候,他有意创作了101首,以此来寓意文学艺术的园地能呈现充满生机、繁花似锦的景象。
这一年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决定以原班人马复排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得知这一消息的家人,先从收音机里录下了当时《蔡文姬》演出的录音实况放给已经卧床不起的老人听,老人听着激动不已,流下了欣慰的眼泪。
5月13日,复排的《蔡文姬》彩排,5月19日起正式公演,并且又一次获得成功。遗憾的是,走在生命旅程最后时刻的郭沫若,却未能再次去剧场观看他用心血写出的这部作品。不过,《蔡文姬》和他的全部历史剧作品,无疑已经永远留在了中国话剧百年的历史中。
6月初,郭沫若的病情在几经恶化后一度稍有好转。他向秘书问到周扬,问到正在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的情况,想请周扬来见见面。文联的这次扩大会议,是“文革”后文学艺术届各个协会恢复活动所举行的首次会议,郭沫若作为文联主席却已经无法与会了。周扬得知老人的这一愿望,立即从会议上抽身往北京医院看望了郭沫若。他给郭沫若带来与会同志们对他的问候和祝愿,又向他介绍了会议进行的情况。
看到郭沫若这天的精神很好,周扬还与老人谈起了许多往事。在谈话中,周扬特别说到了歌德,他觉得郭沫若与歌德这两位诗人具有相似之处。
“文思的敏捷和艺术的天才,百科全书式的渊博知识,对自然科学的高度热爱,这些方面都是相似的”,周扬诚挚地对老人说道,“您就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郭沫若则说起,如果病情好转的话,他还希望有机会好好研究和总结一下过去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
然而,这一次的谈话,竟成了他最后一次与人交谈。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以86岁高龄走完了他的人生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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