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国庆大典，12个不同机型的空中梯队，在万众瞩目的天安门上空呼啸而过。是夜，天安门广场的烟花又神奇地再现了“神舟飞船”升空的壮美景象。
这一天，“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中国预备航天第一人”方国俊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目睹着共和国这一段浓缩的历史，该是怎样一种心情?
人们都知道杨利伟为“中国宇航员第一人”，而国家为何同时授予方国俊将军“中国预备宇航员第一人”的称号?
康德的墓志铭上写道：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是我们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让我们走近方国俊将军，走近这位预备宇航员面对的星空和世界……
信的开头是：“尊贵的……”
2003年10月15日，当中国宇航员继美国、苏联之后乘坐“神舟五号”飞船升空的时候，带去的是中国人“飞天”的梦想。
就在杨利伟成为“中国宇航员第一人”后，方国俊也被国家正式命名为“中国预备宇航员第一人”。当年的宇航筹备组组长薛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30多年前的“曙光1号”能够成功发射，那么其搭载的航天员中一定有方国俊，他是宇航员训练综合能力的第一名。”
“神州五号”升空的时刻，北京空军司令部的一处寓所里，卧室、客厅的电视全都打开着，方国俊将军与同为军人的妻子段耐菊一同端坐在电视机前，目不转睛地望着屏幕，他兴奋、骄傲、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杨利伟在空中度过了21小时28分钟，而方国俊心里的“飞天梦”是30年。
妻子知道丈夫为这飞天梦付出的代价，她更理解丈夫此刻的心情。妻子说：“我很意外，也更自豪，为他能保守秘密30年，我认为他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一名真正的军人。”
这一万零九百五十个日日夜夜，一道墙横亘在方国俊与外界之间，这是一种不能与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与亲人交流的孤寂。
夜深了，老将军在客厅里久久地坐着，激动的心情让他无法入睡，只见他伏案疾书，信的开头是：尊贵的、成功了的首位宇航员同志：
我叫方国俊，退职休养前，是北京军区空军少将参谋长，我和全中华民族亿万同胞，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祝贺您为中华民族填上了宇宙空间无宇航员的空白。您是伟大的功臣。
我之所以发自内心地祝贺您，是因为咱们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奋斗目标是一致的。20世纪60年代，我曾是从全空军一千多名现役飞行员中挑选出的19名飞行员的首位宇航员，当时我的年龄和您差不多。
正当我们加紧准备的时候，因为出现了“九·一三事件”，毛主席当即指示我们，暂停此事。……虽说几十年过去了，我已退职休养了，但我始终坚信，一定会有中国的加加林出现。
您是风流一代，一代天骄，您是全民族的光荣与骄傲!!!
不知为何，笔者读到此信时，眼眶几经湿润，一代宇航员的企盼与等待，30年的云和月，都在这一刻化为两代宇航员的倾心对话。老将军，一生驾驶战机翱翔在蓝天，养成一副铁骨，铮铮作响，而在这封信里，生平第一次称别人为“尊贵的”，这是因为，中国宇航员进入太空，是他心里珍藏的最珍贵的梦。“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为这个梦，30年来，他始终保持宇航员所要求的良好体魄与习惯，30年只增长了2公斤，为的是有一天，祖国航天事业的再次召唤。
在方将军的寓所里，笔者看到这封信的底稿，工整有力的字迹，饱含真挚的话语，让笔者深切感受到他是夜的心情，而“尊贵的”称呼，是他给新一代宇航员最高的敬礼!
这是新中国最初的航天梦
时光回到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拉开了航天时代的序幕。7个月后，毛泽东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1961年4月12日，苏联“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发射升空，载着宇航员加加林围绕地球飞行108分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的轨道飞行。中国加快了航天事业的步伐。
整个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小学生使用的铅笔盒、垫板上，总有一个漂亮的小男孩儿坐在宇宙飞船上，快乐地在星空中穿梭着，美丽的太空令人神往。
1970年4月，“长征一号”把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
一个月后，一辆红白相间的客车驶过长安街，停在今天三环路边上的空军总医院大院内，19个身高1.7米左右，身着上绿下蓝军装的年轻人，依次从车上下来。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他们手举《毛主席语录》走到门口，两边各有4个医务人员(宇航员称其为“锻炼员”，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帮助宇航员锻炼体能)也满含微笑挥舞着“红宝书”迎接着他们。队列中的第四个身影就是方国俊。那一年他们被选为中国宇航员的预备队员，这是从1919人到1000人，再到19人，一层层选拔出来的。
为了保密，北京空军总医院腾出了现在门诊楼的整个二层安置他们。
也许当时人们会奇怪，这些穿着病号服的人为什么上午还在做各种测试检查，而下午就会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篮球场上。
现在北京西郊有座占地300亩的航天城，那里宽敞、明亮而充满现代气息，被誉为世界第三大现代化指控中心。当年的训练设备却很简陋。比如，“冲击试验”装置好像今天游乐场的跳楼机；“失重试验”，因为当时没有设备能模拟太空中的失重状态，只是通过战斗机在空中作抛物线飞行，航天员一松手，手中的汤匙马上在空中飘荡起来……方将军的妻子羡慕地对我们说：“现在的宇航员培训基地多么漂亮啊，当年他们在训练时，窗子都得拉得严严的，把他们放在荡船里训练，是完全封闭的空间。”
李志刚是当年参加选拔宇航员的“医务人员”，30年后仍给人“正当年”的感觉，他感慨地说：“我们的检查设备比较简陋，但我认为我们检查出的这些对象，现在叫‘预备宇航员’，不比美国和苏联的差，甚至有些项目比他们的要求更高一些。”
训练是艰苦的，在方国俊看来，中国绝大多数人是不具备当宇航员的条件的，就像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而有的人唱歌能吼，而他就吼不了。宇航员测试有人出来进去轻轻松松，有人进去时手攥得紧紧的，出来时脸色苍白；有的人在抗压力时一声不吭，有的人会大叫。人与人不仅心理素质有差别，仅身体条件的差异也很大。
一位飞行员，在进入宇航员最难的“负荷检查”时，刚开始是视力变差，后来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他坚持不按呼叫电钮，想闯过飞船起飞和降落时加速的这一关。一两秒钟后，肺里积水，炸了肺。虽经过治疗，又回到了蓝天，但梦断空军总医院。而现在这样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因为在航天城里训练的宇航员，身上都布满了各种观察仪器，医护人员会知道他们承受的压力何时到极限。
方国俊说：“我们坐在这里，周围给我们的压力是1个大气压，但我们那时的训练不得低于8个。”每当加压开始，方国俊就开始鼓气，用反作用力抗压，“加上身体素质好，训练结束时，我已经能够承受12.5个大气压了，也就是12个成年人压在你身上的分量你能承受住。”但高强度的抗“正负荷”训练，还是让方国俊的腹部留下了几十个凸出皮肤的紫色印记，他指着当时宇航员在机舱里的模拟测试照片说，看，我们的脸颊都变形了。照片上，所有宇航员脸颊的肌肉都呈几何形绷紧在脸骨上，而抗“负负荷”压力，就会让人体所有的肌肉往上推，五脏六腑也是这样。
已是满头白发的当年宇航员筹备组组长薛伦透露说：“训练到最后，目标定在4个人头上，方国俊当时以综合实力排在第一名。”而当年那位被气压压炸了肺的预备宇航员说：“看到方国俊被选上了很不服气啊，如果这一项通过了，我就不会被淘汰。”30年后的今天，他说这话时，微笑着，但眼神上仍是一副不肯服输的表情。
航天员是一种在空间从事航天活动的特殊职业的人，他们要在太空完成飞行监视、操作、控制、通信、维修以及科学研究等特殊的工作任务，并能正常地生活。方国俊说：“看到杨利伟手中的那根小棒了吗，那是宇航员延长的手臂，宇航员固定在坐椅上，有时够不到前面的仪表，你要准确地触摸按钮，不仅需要聪明也需要毅力。”
为了完成宇航任务，在离心机飞速旋转的训练中，方国俊控制着颤抖的双手，拿起了笔和纸，这个简单而艰辛的动作是对宇航员的基本要求。方国俊说：“自己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为了国家利益你就是要当好汉。当时自己也有感觉到了极限的时候，但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硬是闯过了一道道险关。”他说，他这一辈子最欣赏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前后训练一年半时间，当时科技人员已按照队员身高设计了宇航服。1971年9月10日，方国俊他们购买了14日飞往南京的机票，准备去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了解星象情况，这是宇航员进入太空之前的最后一关。观察天象?是否因为准备仪表一旦失灵，在茫茫太空，这些星座能指引宇航员踏上回家的路?
方国俊笑说：“在太空有些错误可以迅速地纠正，有些错误不能出现，比如，打开舱门只能一次成功。在太空一旦出现问题，很难有生还的可能。”
正在此时，“九·一三”事件发生了，国内政治形势严峻，航天大队解散了。带着满心遗憾的预备宇航员回到原单位继续飞行。据方国俊将军介绍，35年前，我们的宇航衣已量体做好，我国研制的那艘载人航天飞船已经制造好了，开始叫“曙光号”，后来毛主席把它命名为“东风号”。那时的载人航天飞船与现在的“神舟”系列一样。“如果不是‘九·一三’事件，个把月内我们就该上天了”。
坚守秘密是预备宇航员的铁律
宇航大队解散时，训练时的体会笔记、上课时的记录等，所有资料都被要求上交。至今，除了记忆之外，方国俊家里找不出任何那个时期的文字和图像资料。上级要求就是两个字“保密”，再就是嘱咐时刻等候通知。
方国俊说，被选人宇航大队时，要去做什么是保密的。不让告知家里人去哪里，当天的火车票，第二天必须到北京。首长说：“记住，不要和任何人接触，也不要与家里人联系，通信、打电话都不行。”
方国俊将军的卧室里挂着一幅大照片，这是他当时匆匆忙忙带妻子、孩子在照相馆的合影。“我预感到此次任务的艰巨。中午回到家，告诉妻子要出差，急忙带着全家到照相馆照了这张全家照，这照片饱含着我对亲人的深情，也饱含着我对党的忠贞，即使面前有再大的危险，那颗忠贞报国之心是不会有任何犹豫的。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军人，人人如此”。后来，这张照片跟随了方将军20多年，直到退休，他才将其放大，一直挂在卧室里。
1986年，又有消息传来，中国要搞载人航天飞行，方国俊十分激动，那时他已是中国空七军的副军长了，随后消息又沉了下去。
多年来方国俊一直保守自己当过预备航天员的秘密，对妻子也缄口不言，直到2000年这个秘密才被公开。那是一位了解内情的记者发表一篇文章说，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第一代宇航员。
那天儿子拿着报纸满怀狐疑地跑回来问自己的父亲，这个方国俊到底是不是他，方将军反问一句：“你说是不是呢?”直到此时妻子、儿女才知道方老还有这样一段经历。儿子说：“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呢?”方将军笑笑说：“给你们说了我就没有党性了。”
今天，也许有人认为那时候就不该让宇航员上天，理由是那时我国的技术力量和物质能力都达不到，上去了也会失败。方国俊将军的小儿子也怀着矛盾的心情说，作为他的亲人我们当然希望他越安全越好，但也理解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预备宇航员内心的遗憾。
随着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了解，笔者想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如果我们不是抓住了与苏联交好的时机，尽早地发展了地空导弹事业，新中国就不会赢得这样长久的和平建设时间，人家美蒋战机天天在头顶上侦察你，不把美国最先进的u 2侦察机打下来，我们又如何搞重点工程的建设?如果不是当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让《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让中国成为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后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那我们如何能赶上今天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列车?
他身后是一连串非凡的脚印
方国俊的父亲和爷爷都是读书人，他从小就懂得一个道理：国家不强大，整个民族就没有希望。1950年，方国俊加入了志愿军行列。在准备赴朝作战的路上，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就在鸭绿江畔狂轰滥炸，大家气坏了，盼着自己空军的强大。就要跨过鸭绿江时，空军到方国俊所在的部队挑飞行员。连指导员说：“小鬼，你去吧，让他们挑一挑!挑上了是我们的光荣。”
没想到，这一去就被选上了。临告别时，连长说：“别忘了，将来看到我们连队，就晃晃翅膀和我们打招呼，再给扔下点面包饼干什么的!”说得认真，回答得也老实：“好，我一定!”
经过一轮轮的选拔，方国俊于1952年7月进入长春第一预科总队3大队15中队当学员。接着又去了位于山西的空军第12航空学校，成为该校的第一批飞行学员。在苏联教官的带领下，三年后，方国俊获得了全航校第一批飞行员中第一个放单飞的资格，随后，成为一名歼击机飞行员。
中国第一批宇航员的选拔，全部是在空军中进行，而飞战斗机的飞行员又在首选之列。方将军说，宇航员选拔训练中的许多测试，在 常人看来很残酷，但在歼击机飞行员中很多项目都在实战中经历了，比如，飞机突然转弯，突然大幅度向下俯冲，向上拉升，与此同时还要看清仪表，判断敌情，这对人心理、生理的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因而，在空军中，飞歼击机的飞行员技术最全面。
笔者看到舒云写的《“神六”背后的故事》，感谢他，将包括方国俊在内的19位参加秘密训练的宇航员的来历和下落一一找到。在他们的简历中，可以看到，这些参训人员，全部飞过歼击机，有好几位是空军的战斗英雄，方国俊也是其中的一位。20世纪60年代，为打击台湾国民党飞机对大陆的骚扰，方国俊入闽“轮战”三次，战斗出动飞机300架次，他的战斗英雄称号就是这个时候得到的。
作为空军飞行员，仅有对祖国的忠诚是不够的，方国俊说，在空中，有时几分之一秒就会出现定局。
1964年1月3日，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热火朝天的训练场上，上千人喊着口号、苦练杀敌本领的景象让人血脉贲张。当时方国俊还获得了“郭兴福式教练员”的称号。
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位“军事训练先锋连”连长郭兴福惨遭迫害，甚而被判处死刑。在那极其荒谬的年代，空军也成了重灾区。
预备宇航员培训队因林彪事件解散，方国俊从北京回到广东遂溪驻地，他晋升为空35师的师长，开始带队飞行训练。妻子的印象中，那是丈夫事业最艰辛的一段时间。她说：“军事训练停止了好长时间，恢复训练时，好多飞机往下摔。飞行员不敢上天，家属们也胆战心惊，一有飞行任务，家属们全跑到机场去等候，这更给飞行员加大了压力。”
新中国成立后，敌人的侦察机一般都是夜间飞向大陆，为了闯入大陆空中“铁幕”，他们将机身也刷成了黑色，自命为昼伏夜出的“黑蝙蝠”。进入和平时期后，空军的训练课目重点还是放在夜间飞行训练上。
方国俊所在的空35师有四个飞行团，已有很长时间没有飞行了。他把所有的飞行员集中到飞行现场，让大家观摩他驾机上天，然后让大家讨论。为了实战的需要，他还成立了“夜航飞行独立大队”。他带着飞行员白天、晚上往天上飞。有的家属担心了，说：“你这么年轻当师长，要是把我老头摔下来，我就拧掉你的耳朵。”其实方国俊曾经参加过两次击落敌机的战斗，成为一名战斗英雄和“特级飞行员”，到了1970年，34岁的他几乎飞遍当时我国所有先进的歼击机机型了。他认为，只要按科学精神办事，不断掌握新的科学技术，自己带领的空35师一定能爬出低谷，他提出“奋战三年爬坡”，力争实现甲类团的口号。
夜间飞行，全凭飞行员的心理素质和瞬间的经验判断，训练中会有飞行员从天上掉下来。飞行员心里没底了，于是，当时几乎每一架战斗机夜间升空，方国俊都坐在驾驶员后面，直到半年后，急火攻心使他腮帮子肿得老高，他向上级要人，空二师派来技术主任马昆。新帮手到任本该休息几天，但看到方师长已是疲惫不堪了，他很快就带飞行员驾机上天了。
“那个时候，妻子对自己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她是妻子，同时又是军人，他了解我的技术能力。”方国俊微笑着说。妻子说，的确是这样，在别人眼里，这样的飞行训练简直是不要命了，但她却没有这么紧张，因为她是放映员，师里经常会放映一些飞行员技术处理的录像，还会表扬一些好人好事，其中她看到教学片中分析丈夫过硬的技术。1965年全军大比武时，作为中队长的方国俊就是空军的技术尖子。自己是飞行员的家属，更是一名军人，她需要做的，只有更多地承担他肩头的压力。
夜间飞行，星空是美丽的，尤其是机舱内光线暗，更容易看到星空的变化。虽然作为战斗机飞行员，尤其是夜间，全部注意力都在舱内的仪表盘上，但有时非常顺利地完成任务后返航时，方国俊偶尔会发现明亮的星星和月亮在身边飘过。他说，月亮里的山在地面上看是朦朦胧胧的，但在天空上看，上面的山脉十分清晰。有时一闪念会想到，我们的亲人也在看这弯月亮吧?
方国俊没有辜负亲人的信任，他创下了35师连续三年没有发生飞行事故的纪录，实现了进入甲类团的目标。
那时，技术最高的飞行员要能应对四种复杂气象，而这四种复杂气象中，雨雾中穿行是最危险的，因为云就在你身边缭绕，眼睛几乎对外界失去了观察作用。方国俊说： “几年来我一直琢磨，究竟是‘艺高人胆大’还是‘胆大人艺高’?干别的不好说，但飞行员是要先胆大，才能在生死关头坚定沉着。”
在空中飞了40年，方国俊遇到的危险太多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驻上海时，毛主席到上海西郊开会，专机要在虹桥机场降落。为了安全，上级命令歼击机转场到杭州去。那一刻，大雨倾盆，按规定，能见度不到两公里，根本不能起飞，而当时能见度也就几百米。方国俊让所有的战机依次排在自己的身后，可以说，几吨重的战机在他手上，十几位战友的性命也掌握在他的手中。落地时，跑道成了一条河，庞大的飞机像鱼雷一样落在水里，刹车进了水，失灵了，全凭经验。
方国俊凭着过硬的技术，带领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十多架飞机安全降落，当时的险况不亚于与敌机空中面对面地交火。
段耐菊说：“他当团长时，师政委就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家属必须要有当寡妇的准备。’这话不是儿戏。在地面开车有危险，但可以施救，而在空中，几秒钟内就会机毁人亡。”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最担心的那段时间，就是方国俊练习歼击机“改出螺旋”。战机在训练中，如果是飞行员有意识地进入螺旋，那还好办，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就行。但如果是在无意之间进入了螺旋，飞机打滚，怎么都改不出来，情况十分危险，真有人在天上叫：“妈呀，我活不成了!”因为无线电开着，地面全听到了。螺旋状态假如改不出来，跳伞都来不及。
20世纪50年代末，空军曾进行过螺旋练习，但已间断了15年。为了帮助飞行员掌握“改出螺旋”的技能，方国俊就坐在飞行员身后，一个人一个人地往天上带飞。每次丈夫去进行这种训练，段耐菊都在地面静静等待。这在今天看来，那是真正拿死神不当回事。有时到军里开会，一去就是十天半月，回来后，方国俊要立刻给飞行员补足课时。助手马昆来了后，即使方国俊没有上天任务，只要独立大队不结束夜间飞行，他也绝不会去睡觉。
段耐菊说，自己的丈夫为了训练“夜航独立大队”的夜间飞行，频繁地夜间上天，有一次，在上海虹桥机场，一个飞行员为了提高命中率，尝试缩小射击角度，但不幸打中了前面拖带着拖靶的飞机，虽然飞行员成功跳伞，但飞机坠毁了。这是个大事故，由于战斗机上都有照相设备，打中拖靶飞机的飞行员慌了神，怕自己再也上不了蓝天了，跑到暗房销毁了记录他操作失当的另一半胶片。
上级彻查，这个飞行员一开始不承认销毁胶片的错误。方国俊被关起来查事故、找原因。段耐菊买了中华烟和茅台酒送去，那时这两种物品都是单价四元。她印象中，当时的方国俊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敌军长，戴个大盖帽，叼着烟，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那是他第一次抽烟喝酒，可见压力之大。后来终于真相大白，那个飞行员停飞了。
段耐菊笑着说： “今天飞行员的家属，就把围裙挂在那里，只等丈夫公休日穿上做家务。我们那时候要在丈夫公休日回来前，把家务料理得妥妥当当的，只等他回来享受家庭的温暖。
几次相处，笔者感到方将军很和善，但和善中自有一份威严，对使命的承担，对战友的关心，都让他形成了一种庄严与谦和交织在一起的特殊气质。
有一次，方国俊带新飞行员飞空战，他一架，那飞行员一架，两机保持一定距离。没想到重新编队时身后的飞行员没控制好，一下冲到前面去了，距离近得几秒钟内就可能两机相撞。作为飞行指挥员，心绝不能慌，方国俊立刻指挥前面的飞机拉起来，编好队，安全降落。从飞机上下来，方国俊先去安慰那个飞行员，不让他背思想包袱，再告诉他哪个地方没处理好，应该怎么处理。
还有一次，是在1964年的上海，那天天气很不好，一架敌机离方国俊很近，可在云层里就是看不见。地面塔台指挥命令“开炮”，但在天上的方国俊根本不知道炮弹向哪里发，仅一秒钟的犹豫，敌机可能转晕了方向，把大海当天空了，一头向海面栽下去。上级两次说算他一功，方国俊都说这不能算，因为自己还没来得及开炮。
还有60年代初“轮战”在福建前线时，快要过春节了，上级命令方国俊带四架飞机战斗出动。机群升空后，他掩护战友在高空巡逻，两架战机打出的炮弹带着一溜的火星，哗哗地落在敌机上，眼看敌机冒着浓烟掉到大海里去了。方国俊说： “空中打仗与地面不一样，生命是以秒计算的，快起来几十秒内就结束战斗。”上级要给方国俊记一等功，但他仍说，我不能要，我不是主攻。虽然没要这个功，但这些战绩为他入选宇航员增加了砝码。
方将军如今心里存着对往事的回忆，也珍藏着朋友的情谊。几十年来，他的朋友遍布天下，有许多人当年也许就是个普通战士或是基层干部，如今多已年过半百，但还不时地打电话，甚至不远千里来看望他，方将军说： “每逢这样的事情，我的心情就会激动一次，甚至会落下高兴的眼泪!”
曾有陕西一个寺院的长胡子老人给方将军相过面，说他有一副长寿眉，耳朵纯厚大方，还说他心底宽厚，能活到99岁。衷心祝愿老将军和他的夫人健康长寿!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