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世泽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职业外交家，曾任中国驻瑞士公使、外交部常务次长。二战结束后，他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等职，是第一位担任上述职务的中国人，他曾长期致力于联合国的事业，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誉。
胡吐泽，又名子泽，字增寿，祖籍浙江吴兴，1894年11月出生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其父胡惟德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曾先后担任中国驻日公使、驻法公使、北京政府的外交总长、内阁总理。胡世泽早年曾就读俄国皇家小学、巴黎政治学校和巴黎大学，并获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俄罗斯、法国、日本、英国等国的多年游历，使他谙熟西方多国语言和文化，是典型的“国际人”，这为其以后从事外交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任职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
1919年，时年25岁的胡世泽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助理秘书，开始其长达50多年的外交职业生涯。胡世泽在30岁之前，一直在国外任职，其西方式的机智和不寻常的语言才能，很快就使他在外交界崭露头角。但由于长期生活在欧洲，他的母语中文水平较差，难以阅读中文文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短处和遗憾。但是胡世泽很快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并在以后的外交生涯中勤学中文，逐渐达到了较为熟练运用的水平。
1925年，胡世泽调任回国，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参事，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关税会议。此后，他先后担任关税特别会议编纂处副处长、外交部条约司科长、中英庚款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中东铁路问题中苏会谈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
1931年，胡世泽再次出使欧洲，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团秘书长。出席了国际联盟有关中日争端的所有会议。1932年，任国际联盟中国全权代表办事处处长，兼任驻瑞士公使馆代办。1933年，年仅38岁的胡世泽升任中国驻瑞士公使，在国际联盟社会问题顾问委员会等各种委员会上代表中国发言。
胡世泽精力充沛，在驻使瑞士期间，每天工作16～18个小时。他经常撰写文章，用英语、法语和德语发表有关中日冲突的演说，以期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他每天仔细查阅欧洲的新闻媒体中关于中日冲突的言论，进行评价分析，并报外交部。只要时间允许，他便亲自给报刊投稿，会晤政治编辑和记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影响他们。对那些对中国怀有敌意的人士他也不放弃，希望以自己的诚意感化他们。胡世泽在1933年给他弟弟的信中这样写到：因为工作繁忙，在两年中未曾有过一天休假，从未在午夜一点钟以前睡过觉，有时甚至要通宵达旦。
在国际禁烟会议上为祖国辩护
1932年，胡世泽被任命为中国在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的代表，直到二战结束。国际联盟鸦片和其他危险麻醉品顾问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监督鸦片的生产与销售。部分国家代表曾指责中国政府禁烟不力。胡世泽据理力争，在国际禁烟会议上，多次揭露日本人在中国销售鸦片的卑劣行径，并驳斥部分人士对中国政府禁烟不力的不实指控。他本人也很快成为禁毒问题的专家。
1936年5月27日，胡世泽在国联禁止鸦片委员会上陈述中国所开展的厉行禁烟计划。他指出，1935年，在中国因为贩卖和吸食鸦片及其他毒品而被判处死刑者共970人，可见中国政府禁止鸦片的巨大决心。他特别指出中国境内鸦片贸易猖獗的原因在于，日本人利用享有的特殊权利和地位从事大规模贩卖毒品贸易，从而使中国禁烟的效果大打折扣；鸦片和其他毒品已经被日本人当作在中国境内实施统治的一种手段。胡世泽的发言得到各国代表的赞誉；同时，各国代表也对中国制止贩毒的困难深表同情，对于日本在中国境内贩卖毒品的行为进行一致抨击。
胡世泽离开国联后，继续关心毒品问题。经过不懈的努力，他和顾维钧终于成功地通过国联行政院禁止日本从朝鲜向中国东北输出鸦片。
致力于联合国托管事务
1942年，胡世泽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这是他在国内担任的最高行政职务，与当时的外交部长宋予文共事。也许是因为胡世泽的西方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他不太适应国内的官僚政治，其间工作较少“出彩之处”。相反，在驻使国外期间，尤其是在国联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他工作起来游刃有余，建树颇多。二战结束后，胡世泽迎来了其外交职业生涯的顶峰，先后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和副秘书长。
1946年3月，胡世泽被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任命为助理秘书长，主管托管和非自治领土情报部。这一任命使他成为秘书处中职位最高的中国人。此前，他的事业完全是以本国的政府为中心，而此后他则成为了一名国际官员。
秘书长赖伊之所以做出这项任命，是由于胡世泽丰富的外交资历和外交背景。多年来，胡世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国际联盟的各次会议，还在直接促成联合国之创立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他能讲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汉语和德语六种语言，其中前五种是联合国官方语言(后来联合国官方语言增加了阿拉伯语)。整个联合国各机构中只有胡世泽这位中国籍助理秘书长会讲当时联合国的五种官方语言，这也成为他担任该职的重要优势。
胡世泽经常就联合国托管事务进行演讲，出访相关国家，这使他获得了托管事务专家的美誉。比如，1947年，他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特别代表前往巴勒斯坦斡旋，出席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胡世泽赴巴勒斯坦时，巴以矛盾尖锐，问题十分复杂。当时的巴勒斯坦有四种前景：建立一个完全的巴勒斯坦国、完全的犹太国、双民族国家、分治。胡世泽在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上找到了一个较为现实的出路，为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促成了以色列国的诞生。1948年，他以同样的身份随联合国朝鲜问题临时委员会前往朝鲜。1950年，胡世泽访问格陵兰，通过与丹麦政府的谈判，成功说服丹麦将格陵兰由殖民地变为丹麦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1年，他参加联合国非洲视察团，视察托管领土的政治、社会与经济机构等各方面情况，以验证托管国家是否真正在为那里的民众取得完全独立和自治做准备。
1955年，胡世泽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会议事务部。1962年，开始担任联合国技术合作专员。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胡世泽离职，同年12月31日自联合国退休。
外交生涯的趣闻轶事
胡世泽被认为是中国外交界“恶作剧的能手”，以幽默风趣著称。胡世泽的女儿在《外交家胡世泽杰出的一生》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胡世泽在驻使日内瓦期间，一天晚上在城里一家最好的餐厅设宴招待14位客人，其中之一是他的挚友金问泗(著名关税专家，曾任中国驻荷兰大使)。因为下午开会，胡世泽怕迟到失礼，便拜托金问泗代做主人并开始宴会。这本无不当，但直到夜阑更深胡世泽始终没露面。金问泗不得不付账，但他身上带的钱却不够(那时还没有信用卡)，十分尴尬。胡世泽总喜欢在人们的哄笑声中讲述这个故事。
胡世泽相貌平平，其夫人陈秀英女士曾讲过一个关于胡世泽长相的故事。胡世泽在法国的时候，有一次和颜惠庆去观赏歌剧，座位后面有两位时髦贵妇用俄语交谈，说前面那位东方人(指胡世泽)长得真丑。歌剧中间休息时，他彬彬有礼地走到那两位女士前，两脚一并行了个礼，用纯正的俄语说：“你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东方男人，外表可能不好看，可是他的心是非常纯美的。”两位女士窘得面红耳赤。
他在美国被女佣当成洗衣工的故事也流传甚广，胡世泽在美国纽约担任外交官期间，有一次去他朋友家做客，因为衣着简朴，开门的女佣以为他是从事洗衣和菜馆工作的一般留美华侨，因此把他领到室内拿了一包要交洗衣房的衣服给他，请他拿回去洗。这件事在美国传为笑谈。
胡世泽的生性幽默在外交场合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在其自传中，就对胡世泽活跃秘书处会议氛围的幽默谈吐极其赞赏。
1972年6月9日，胡世泽因癌症病逝于美国纽约，终年7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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