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娜，1907年生于德国，二十几岁即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从1931年起投身反法西斯主义运动，曾两次被捕入狱。1935年，王安娜与正在德国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结婚，1936年2月夫妇俩一同来到中国。此后，王安娜在中国度过了漫长的20个春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极其艰苦的岁月里，她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先后接受周恩来和宋庆龄的委托，为八路军运送了大批医疗器械和救援物资，完成了许多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同时还撰写了大量文章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军民抗击日军的事迹，以争取国际援助机构更多的帮助。
在她的回忆录里，王安娜深情讲述当年曾共同生活和战斗过的中国朋友，她说：“我曾和他们一起同甘共苦，既承受过战争的苦难，也分享过和平的欢乐，我对可称为我的第二故乡的土地上的人们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尊敬的心情。”
——编者
与故乡德国告别
与故乡德国告别，对我来说并不是特别悲伤的事情，祖国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像异邦一样陌生。我能够从纳粹主义的瘟疫中逃脱，简直是一种奇迹。我曾两次被捕入狱，如果再一次被捕，就不能幸免于难了。
1935年我在伦敦已和王炳南结婚，对于我的中国丈夫来说，离开德国，比我所受的痛苦尤甚。他爱德国，尤其是柏林。他在柏林住了五年，交了很多朋友。他公开的身份是专门攻读政治的大学生，但他真正的工作是组织在欧洲国家的中国留学生，建立并领导抗日小组。炳南是从中国共产党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的，他从1925年以来就是党员。
炳南向往更有主动性的生活。我们两人都考虑，如果到中国去，比在欧洲更能展开活动。就这样，我们收拾好行装，告别了母亲和朋友们，于1936年2月离开柏林。
去延安
3月初，终于有一个去延安的良机——美国有名的摄影师、美联社的合作者厄尔·列夫来到西安，他的目的是访问陕西省北部的“红色麦加”。
我们乘坐的货车，像喘大气似地边发出声响，边摇摇晃晃地行进。车上，除我以外，还有用布把脸蒙得严严实实的厄尔·列夫和一群爽朗活泼的男女学生。我的身边各有一名西北军士兵和红军战士，西北军的士兵是奉杨虎城将军之命，护送我到西北军控制地区的边界；后者则是奉红军之命来接我的，他们忠实地执行任务，和我寸步不离，就连我要去解手，他俩也紧随着我。
时近傍晚，车抵西安与延安之间最大的城市——洛川。1936年夏，少帅张学良与红军的秘密会谈就在这里举行。我们在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里，挑了一间稍为宽一点儿的房间权做一宿之地。房间里只有一个炕，我和三个女学生睡炕，列夫先生只好卸下一块门板做床，男学生则把随身带着的铺盖打开裹着睡。
尽管长途跋涉，我却并不觉得疲倦。从上海到陕西，这种遥远是不能单以公里来计算的。踏上这一旅程，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一带地方的人，像穴居时代一样，在吸水性强的黄土深处筑洞而居。西北部体型健壮的农妇，穿着和男人一样宽大的棉衣裤，只是那缠过的双脚上所穿的绣花鞋是鲜艳的，为清一色的蓝色或黑色服装增添了一点色彩。
在这充满古色古香的情景中，也洋溢着新时代的气息。在“朝山进香”的大道上，一队队肩背行李的学生，引吭高歌，向着“红色的麦加”进发，他们要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去。这些年轻人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为了接受合乎自己理想的教育，他们选择了从未体验过的斯巴达式的生活。
延安坐落在延水的两岸。我们到达延安时，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黄土岩的绝壁，反射出淡淡的光，与蓝天交相辉映。那远处可见的高高的宝塔，屹立在黄土的山上，色彩非常调和，构成了奇丽的风光。从1937年到1947年的10年间，延安是现代中国革命精神的象征。在延安作出的种种决定，不仅影响到这个拥有地球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的历史，而且对其他各国的历史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等待着和当时还被称为“土匪”的人们相会。他们在延安的10年里，对中国的600万人负起领导之责，在完成了历史性的长征以后，1936年他们把共产主义中国的首都定在延安。
访问窑洞里的人们
我们到达延安的广场，受到热烈的欢迎。红军战士们仍然穿着冬天的黑军服，尖形的军帽上，红星闪闪。“欢迎你到延安来！”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站在我的面前，她那被阳光晒黑的脸上，露出奕奕的神采，是我未曾见过的。
按原先的约定，我就睡在艾格妮丝的炕上。早上，我便穿了她的一套延安式服装，只是我老绑不好那长长的棉布绑腿。我们在院子里用早餐，餐桌就放在院子的正中，得感谢艾格妮丝，她储存了许多马克斯威尔牌咖啡。我虽然很喜欢中国菜，但早餐只喝粥或豆浆，总还是不习惯。
当天傍晚，最早来看望我们的是老朋友马海德医生，看起来，中国姓名和红军制服对他都很合适，他一直是个很能适应环境的人。
我曾经听人说过李德这个谜一般的人物，他是参加过传奇式的长征的唯一的外国人。1933年，他在莫斯科红军大学毕业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到达江西。由于他固执地过分强求采用西欧式的正规作战方法，结果打了败仗。李德并没有受处分，只是被免除重要职务，改任抗日军政大学的讲师。
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那些给革命带来损失的决策人，是抱宽容态度的。这一点，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像苏联那样，对那些犯错误的领导人采取“肃清”的手段，在群众面前，也从不讪笑他们、轻视他们，只是让他们在适当的岗位上改任其他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对那些不是共产党人的外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的态度就更为宽容了。这是许多英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多次明确地肯定的。
李德住的窑洞，在延安算得上是居住条件最好的一处，窑洞门口悬着一幅挡风尘用的毛毡，做得很艺术的窗格子上糊了纸，颇有住家的雅致。这个窑洞里还有更为贵重的东西，那是一架轻便的留声机。在简直不曾承受过物质文明恩惠的中国西北部边远农村，谁也不知道这架留声机是怎么得来的。记得有一个晚上，李德招待我和艾格妮丝到他家喝茶时，他很得意地开留声机给我们听，那是一首民歌，一个柔和的女声唱着：“让我听听爱的话语……”这首歌反复不停地在窑洞内回响，那是因为李德只有那么一张唱片。直到现在，不管在哪里，当我听到这首歌时，眼前就会浮现出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的暗淡灯光下的图景。
三个老红军女战士
毫无疑问，在共产党人中间，男女平等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用来唱高调的口号，妇女们也担任重要的职务，与男子一起共同工作和学习。红军的妇女们和我不管是谈到妇女在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地位，还是我和我的中国丈夫的家族的关系时，都是兴致盎然的。
少数女战士参加过长征，能坚持到底的只有35人——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贺子珍，在延安，叫贺同志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她就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随毛泽东参加过长征，她身上现在还带着十多处榴霰弹造成的伤。她那表情丰富的脸上，还留有长征时备尝艰辛的痕迹。贺子珍的脸色苍白，体弱多病。这位身材纤细、性格温和的妇女的健康，因为在长征途中妊娠的缘故，受到很大损害。她告诉我，在长征途中她把两个孩子交给农民代为抚养。
“把他们留在身边，实在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话，我想他们会死去的。”她声音一沉，忧郁地继续说，“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和他们再见面，我简直说不清楚，究竟把他们寄养在什么地方了。”在内战的艰苦岁月里，以及比这更为艰苦的长征期间，像贺子珍一类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同志和战友。她们和自己的丈夫一起并肩战斗，分担他们的难以名状的艰难困苦。
1929年，当时43岁的朱德在江西娶了康克清时，她只有17岁，但两人真诚相爱，被视为模范夫妻。在老红军女战士中，像康克清那样健康、生气勃勃的，找不出第二个。她有着刚毅不拔的农民性格。听说，在长征途中她不但自己扛枪和行李，有好几次还背着伤员行军。朱德曾以赞扬的口吻对我说：“康同志像中国的‘苦力’一样强壮哩！”
康克清穿红军制服，剪短了的黑发上，戴着红星军帽。这位身体健壮的女中丈夫，看上去却毫无丈夫气概，倒是更像一位母性型的农妇。因为她淳朴诚实，所有接近过她的人，都喜欢她，信赖她。这一点，她和她的丈夫非常相似。战士们都亲切地称朱德为父亲。
我在延安和康克清见面时，她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当时，她为了取得红军指挥员的资格，决心致力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她曾对我说：“我想证明，不管在任何方面，中国的妇女具有和男子同样的能力。我还想证明，我们农民出身的人的才能，并不比其他出身的人差，甚至胜过他们。我的丈夫朱德，一直支持我，并尽力帮助我，教给我很多东西。他对谁都是那样的。”
如果说，康克清是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贫苦农民的一个典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就是革命的第二个推动力——进步知识分子的象征。长征对邓颖超的健康损害很大，因为咳嗽的缘故，她说话常常中断。“我们的女战友中间，多数人都得了病。肺结核、胃病、长征中妊娠的后遗症等等，多得很哩！”
像周恩来这样英俊的男子，为什么会看上邓颖超这样外表缺乏魅力的妇女呢？对此感到惊讶的人恐怕不少吧。我想，对周恩来说来，邓颖超的聪明、多方面的能力、对友情的信守不渝，恐怕是比容貌更为重要的。
外号“伙夫头”的朱总司令
我到达延安的当天傍晚，一个穿着满是皱褶的棉制服的矮胖男人，用德语友好地向我问候道：“你好吗？”这使我大吃一惊。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赤匪头目”朱德，外国和中国的报纸，不知多少次说他已经死了。
“我们之间常用德语交谈，”艾格妮丝告诉我。“朱将军本来差不多都忘了德语，因为我给他上课，现在他的德语要比我的中文好了。”朱德笑着表示不同意她的看法，并对我说，如果能用中国话和我交谈，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匪首”，怎么看也不像英雄，他的外表平平无奇，在人群中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在延安，仍有不少人叫朱德的外号“伙夫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突然袭击中，朱德受盘问时坦然自若，自答是伙夫头，最终得以脱险。
可是，平平无奇的外表，淳朴的态度，毫不矫揉造作的谦逊，这些都不能证明朱德是一个平平庸庸的人。他的军事和政治才能，连外国的专家们也深信不疑。他对战士们像父亲般地慈爱，从不因为自己的高位和荣誉而自视特殊。他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个队，因为同他一起打球总也赢不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微笑着，稍微有点遗憾地说：“我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篮球运动员。不过，这样打我也觉得很快乐。以后你们还是要让我做你们的队友啊！”
朱德是个戏迷，每次演出，他几乎必到，在剧场里，他和战士们坐在一起。他像农民一样喜欢看喜剧，每当喜剧上演时，总是可以听到他高声大笑。
当我和朱德谈起德国时，他对一切都感兴趣。1922年至1923年，他曾住在柏林，至今记忆犹新。他在哥丁根大学听过两个学期社会科学的课。那时候，他不只是过书斋生活，他在中国学生中间从事政治活动。1925年，他因参加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逐出德国。
“我在德国走了不少地方哩！”他带着自豪对我说，“沿着莱茵河，然后到拜耶、哈尔茨。当然，我也忘不了在一个德国监狱里的那段经历，尽管只待了很短的日子。”他这样说着，高声大笑，仿佛回忆往昔动荡的岁月，对他来说是一件赏心乐事似的。
他笑着告诉我，他被押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警察拘留所的那段日子，什么也不管，只是痛痛快快地睡觉，以往所有的睡眠不足，都得到补偿了。他那满布皱纹的脸上，浮现出舒展的笑容，他又说：“安娜，我和你可以说是同窗哩！因为你也在亚历山大广场的拘留所待过，那也是人生教育的一部分啊！”
要让朱德谈他自己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但当请他谈红军的事情时，他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滔滔不绝。他描述了无数次的战斗，讲如何突袭、如何退却的战例，这些战例在今天来说也是游击战的典范。
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和学者的高度综合
1928年以来，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很长的时期里，报道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
朱德和毛泽东两人，有类似之处。例如，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有用之不尽的精力。同时，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10岁左右，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
一般说来，毛泽东不拘形式，不讲究繁文缛节，他穿的制服和其他红军战士一样，满是皱褶。可是，他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时甚至会给人以难以接近的印象。
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剧场里。其实，那只是一个照明设备不足的大厅，大厅一头有一个高起的平台权做舞台之用，观众是红军战士、学生和老百姓。艾格妮丝问我：“喂，你看见那个宽额、长头发的男人了吗？那个，就是那个坐在农民堆里的人。他就是毛泽东，他经常到剧场来看戏。”
毛泽东坐的位置离我不远。他的前额很宽，颧骨并不显露，嘴唇就像一弯新月，很女性化。他的脸部表情丰富，不住地变化。看着他笑嘻嘻的，忽然之间又若有所思、很严肃地不知在说些什么。他那柔和、几乎没有皱纹的脸孔，像孩子一样的笑声，以及那和蔼可亲的样子，当你和他接近时，就会觉得，一般把他形容为“钢铁般的布尔什维克”或“冷酷的匪首”，无论如何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毛泽东有无数的传说。和朱德一样，好几回都说他已经死了，报上甚至报道了他死亡的详细情况。可是毛泽东不仅没有死，甚而不曾负过伤，虽然他参加过很多次战斗。
我初次和毛泽东会见，是在我到延安后不久的一天。那一天，他循例只带着一名“小鬼”，慢悠悠地踱到我们的院子，和我们一起坐在那张破旧摇晃的桌子旁边。在阳光下细看他的样子，比在昏暗的剧场里清楚多了。这时，我再次感到，他丝毫没有自以为是的“伟人”的样子。然而，面对着他，又不能不被他的才智焕发所折服。
毛泽东用他那柔和的声音，轻声地和我们谈话。当他看到我难以听懂他的湖南方言时，便对着我微笑。我们谈到陕西的社会状态、德国农民的状况、中国现代文学、我经苏联来中国的旅途见闻、以辣椒粉做调味品的菜的特色，各种话题都谈到了。
当艾格妮丝谈到我的儿子时，毛马上问我：“你儿子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我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的。”我想不到他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稍微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他余兴未尽地问。“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我答道。“这真有趣！”毛泽东说，“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
在以后的谈话中，我几乎都没有听到他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代替经典的是他经常引用中国古代小说作比喻，而且常引用诗歌和在群众中流行的成语。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综合，他的讲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外国，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谈到他对外国的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全都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他头脑里的欧洲，一步也未越出1900年的状态。
毛泽东富有幽默感，很爱说诙谐的话，说逸闻趣话时，能使他笑出眼泪来。他喜欢长时间谈话，遇上有趣的谈话对手时，他谈得连时间也忘记了。毛泽东在院子和我们分手时，希望我第二天傍晚去看他，继续我们的谈话。
第二天傍晚，我去看望他时，只见宽阔的房间里，桌子上点着几支蜡烛，在另一张桌子和木箱上，放着书籍、杂志和文件夹。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毛素有博览群书之誉，看来是有根据的。
和其他烟酒不沾的共产党人正相反，毛偶尔也喜欢喝一点儿土制的味道不错的红葡萄酒，此外，还非常喜欢抽烟。我看见他喜欢抽的老刀牌香烟的盒子，在房间里散乱地放着。
我们就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统一战线成功的应变措施各个问题，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不管在蒋介石统治的地区，还是在共产党影响下的边区，统一战线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毛深思后，缓缓地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得慢，倒不是拙于言辞，而是为了让思路井井有条，说得流利顺畅。令我一再为之惊叹不已的是，即使很细微的事情，他也记得一清二楚，掌握得很准确。
“要是统一战线成功的话，延安会发生什么变化呢？”我问毛泽东。“我们必须适应这一新的状况，”毛答道。“党的现行的许多政策，大概会放弃吧。比如，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只是要求减租。对我们来说，蒋介石如果真的认真抗日，我们甚至准备把红军交给他指挥，边区的领导权也可以协商。我们的目标暂时可以搁下，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为此，必须让国民的各个阶层都加入我们的阵线。”
“你要是到我们在延安的大学和学校去看看，就会明白的，”毛接着说，“教学计划也有所改变。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减少了。现在的中心课题是：学习游击战的经验，如何组织人民大众以完成将来的解放战争。”
“可是，究竟国民党方面是否已准备和你们协商？”我又问道。毛泽东微笑着说：“没有那么快吧。在国民党内部，意见也很分歧。不过，我们和他们是谈过的。为了就根本的问题谈得更深入，我们甚至要求国民党代表团到延安来，我们等待着。”
我离开毛泽东的家时，已是晚上12点多了，他让“小鬼”送我回家。“请你好好看看延安！”他向我建议，“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看看我们的边区。我们这个地区的面积和英国本土同样大小，不过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为了提高这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不断地艰苦努力。”
朱德对着我嚷：“是不是觉得正在土匪窝里？”
我到延安的时候，好几个会议正在召开，几乎所有的红军指挥员和大部分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奉召来到延安。一天晚上，应马海德医生之请，李德的窑洞来了许多客人。“安娜，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正在土匪窝里啊？”朱德对着我嚷道。“国民党出了大价钱，要他们的脑袋呢！”众人听了都笑起来。
坐在我旁边笑着的男人，蒋介石也许下重金悬赏他的脑袋，窑洞微弱的光线朦朦胧胧地照着的这个男人，宽宽的肩膀，剃得光光的脑袋，又黑又浓的胡须，活像《水浒传》里的头领，又像罗宾汉似的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艾格妮丝告诉我，这个男人就是贺龙。
他并不喜欢提起自己的过去。贺龙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前，在他掌握的广大地区里，实际上常常发生袭击、抢掠以买卖鸦片致富行商的事件，可是他的队伍决不对本地区的居民劫掠。
贺龙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农民领袖，游击战的名将。从他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巨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叼着他喜欢用的烟斗，浓黑的胡须，他那充满调皮的眼睛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诙谐有趣。富于幽默感的贺龙在西北，同他在故乡湖南一样，大受农民的欢迎。
和朱德一样，看上去更像一个农民而不像军人的另一位著名人物就是彭德怀。他的军人生涯可以从16岁算起，27岁当上国民党军队的旅长。1928年，他率部起义，带着一个团和军官学校的学生投向毛泽东的农民军。
彭德怀也是湖南人，可是要听懂他说的话却很费劲。湖南方言本来就不好懂，再加上他说起话来快得像开机关枪，就更难听懂了。他出身于富裕的家庭，却从小没过过好日子。6岁丧母，后娘虐待他，不得不跑到祖母家里去，可是，祖母待他更不好。因此，他从家里逃出来，那年他才9岁。为了活命，他给人家放牛，到矿里挖煤，给鞋匠当学徒，最后当了兵。
朱德向我介绍了一位特别年轻的将军，那时候还不到30岁的林彪看起来更像一个有点羞涩的二十来岁的学生。在延安时代他是红军大学校长。林彪告诉我，他参加过一百多次战斗，还从没有失败过一次。“这怎么可能呢？”我问他。他抬了抬那浓密的黑眉毛，笑了笑：“我们从来不打没有胜利把握的仗！”
在战争的第一年林彪受了重伤，养伤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写字台前研究专业文献，为军官和战士写作训练教科书。“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离开写字台，”周恩来有点儿担心地说道，“医生让他要多活动。”有一天，周恩来想出一个好主意，“林彪应该学跳舞，”他建议道，“安娜，你来教他跳舞吧。”
林彪看起来对周恩来的治疗方案并无热烈回应，他学快四和探戈的时候，我必须用图形来解释舞步和旋律，而他就像解决战略上的问题一样，对此仔细进行研究。尽管如此，他从来没成为一个好的舞者，他称自己的跳舞姿势像“拉洋车”。
与孙夫人的合作
1940年春天，孙夫人搬到重庆来了。她的两个姐妹孔夫人和蒋夫人，竭尽全力夸示宋家难得的大和解。她们接待客人，进行参观，举行晚宴招待外国的外交官。
在盛大的宴会上，孙夫人虽然总是笑容可掬，但与穿着时髦、希望惹人注意的两个姐妹相比，给人的印象却是非常审慎的。当我在这种场合进行观察时，我常想：“孙夫人与这样的世界的确是合不来的。”
“不久我便要回香港，”孙夫人坦率地对我说。“我按照姐姐和妹妹的愿望到重庆来了，但这里并不是我生活的地方。香港有更有益的工作等待着我，不是像在这里，当展品。”
对“宋家王朝”在抗战中所扮演的不幸角色，她并不抱幻想。她不赞同蒋介石的专横、非民主的行为，以及孔夫人的投机生意和蒋夫人不合时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时，孙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讥讽的言辞谈及这些事情，但是她并不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她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在她看来是正确的路线，态度极其鲜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谋私利的人，她是为着人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而生活、工作的。
“在重庆你将受很多苦哩，”孙夫人回香港之前与我道别时说，“我知道，你在重庆对保卫中国同盟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与八路军保持联系，需要有个人把华北医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孙夫人最关心的是，如何把为医院准备的医药用品送到医院去。我和孙夫人的密切合作从1942年起，一直延续到1955年我离开中国为止。
当日军占领香港时，孙夫人再次迁到重庆，她的家便成了保卫中国同盟的办事处。最初，我们办事处总共只有三个人：孙夫人、我和朱迪·廖（廖梦醒）。孙夫人在重庆还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以她的宋家为首，政府的领导阶层的成员都把巨款花费在奢侈的穿着和住房上，而孙夫人却穿着四川产的荨麻织的衣服出门。她的两个姐妹，以函购的方式从美国买进奢侈品已成了习惯，孙夫人对此曾率直地提出批评。
孙夫人从香港来后不久，便考虑在重庆募集保卫中国同盟各种计划所需的款项。她说：“这里有的是富翁，应该请他们为崇高的目的捐献，那样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外国朋友和华侨的捐款。”
我们首先演剧筹款，所得收入捐给保卫中国同盟。剧场的经理、剧本作家、演员等总是愉快地与孙夫人合作，因为孙夫人也作出过许多努力帮助生活困难的艺术家。我们还举办慈善舞会。孙夫人说：“这样并不会花太多人力和钱，就可以筹到许多款。”我还约了一位法国女朋友，到通常是男子聚集的酒吧卖酒，用法语与顾客们闲聊，这项行动非常成功，收益很大，许多人都对我称赞不已。
尽管重庆的政治空气越来越坏，但孙夫人仍在全力以赴为华北的共产党根据地尽力。她一般不在公众场合发言，偶尔发言，她都用不妥协的语言明白地表示自己的见解。但躲在暗处对她诽谤和粗暴地加以中伤之辈仍然不断出现。“这种充满恶意的攻击，在我的生涯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她曾给我这样写道，对她个人的攻击，孙夫人认为没有必要回答，也不打算回答。
《嫁给革命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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