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平岸阔”是刚刚荣获2009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华裔科学家高锟为自传所题的书名，它可以用来形容今天的宽频传送，也是这位“光纤之父”的生命形态的真实写照。在书中，可以看到高锟对父母、对妻子、对家庭的深情，看到他如何度过童年，如何负笈英国求学，如何遇到与自己举案齐眉、结婚40年还有说不完的话的亲密爱人，如何一步一步从一名见习工程师成为令世界瞩目的诺贝尔奖得主的不平凡人生。在分享他杰出成就的同时，也能从他对人、对世界的开阔视野，以及从容务实的人生法则中获得启迪。
无拘无束的童年
我的父亲高君湘原籍金山，那是长江口大都会上海附近的一个村镇；我母亲来自另一个村镇宝山，经媒人算过生辰八字，认为极相匹配。两家人门当户对，我父亲是一位以诗文鸣于时的文人的第三子，我母亲金静芳是家中长女，秀外慧中，一对新人20出头，在当时来说，都受过高等教育。
自我懂事以来，从未察觉父母之间有任何凿枘。尽管两人在成亲那天才初次见面，可这段婚姻再美满不过，他们心曲互通，对彼此的角色和责任都默默相契。
婚后不久，父亲便远赴美国研读法律。两年后回到上海，已是一位法理学博士兼法律硕士。他一回国，立即获市长接见，聘请为一特别法院效力，获委任为华人法官，与外籍主审法官一道审案。不久母亲诞下一个女儿，几年后又添一男丁。可惜两名小孩都因染上麻疹而夭折，也因此，后来有了我和弟弟都倍加宠爱。
父亲曾在美国住过一段时期，对子女的管教既传统也现代。弟弟和我主要受家庭教师影响，他教我们古文，还有英文和各种科目。在半传统中国式教养和半放任式西方教育下，我和弟弟都不自觉地养成自立能力。比方说，老师要我们背诵课文，却从不加以解释；又要我们记诵乘数表。这样，我们就记住了中国不少出色的文学作品，乘数表也能由一一如一，背到九九八十一。我发觉，我挺喜欢记诵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一连串的数字，像圆周率是3.1415926直到第35个小数位，我也可以背诵如流。我也意外地发现，我不明所以背诵的古文，却留给我自行解读其中涵义的空间，促使我运用自己的思考，发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
我在无拘无束的环境下度过童年，喜欢做什么便做什么，我的探索精神没有受到多大的打击。我热衷阅读，尤爱《三国演义》。在上厕所时、在课堂的空隙间，我都掌握每分每秒，埋首于三国交战的情节中，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至为倾倒。那两册厚厚的小说，我肯定看了十次以上。
对化学实验和无线电的兴趣
我八岁时就读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群欧洲留学生创立的实验学校，教师中有不少是大学教授。我们在学中文和法文外，也要学日语。奉行法式教育是我校的特色，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唱过的一些法国歌曲，也记得一点法国的著名诗歌，像《蝉与蚂蚁》，说的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借此说明勤劳的重要。50年后，在上海一次几经艰辛组织才得以举行的旧同学聚会中，我就用法语念出这首诗。
我们在六年级便开始做化学实验，但化学并不是正规课程的一部分。日后成为北京大学电化学教授的周同学，和我志趣相投，许多嗜好都彼此结成伙伴进行。那时，不少化学品都可以在教育书店里买得到。我们很快便在自己的家里设立了实验室，大量阅读科学普及读物，并尝试做一些简单的实验。
有一次，周同学煞有介事地说：“你知道吗，我们可以自行制造不同的气体。氧气令火烧得更快更猛，氢气可以自己燃烧。我们要不要来试试？”我说：“好哇，让我们翻翻书，看看需要什么材料吧。”我们努力翻寻书本和杂志，结果发现电流通过水的时候，便会产生氧气，水是由氧气和氢气组合而成，这个实验简单而有启发性。
我们做了更多更复杂的实验，其中利用滴定法制造硫酸铜的实验，更给我带来毕生难忘的兴奋，这个实验向我展示了大自然令人敬畏的一面。滴定是将酸性和碱性物质的中性混合体转化为流质的过程。中性溶液经过大自然的力量形成的蓝色硫酸铜结晶，在阳光下闪闪生辉，既迷人又神秘，将我深深吸引。
令我兴奋莫名的还有我的第一项发明。我将红磷和氯酸钾填塞进湿润的泥土里，成功制造出泥球炸弹。我的根据是，如果一种如红磷之类的易燃物质，与氯酸钾一类的强力氧化剂混合，只要稍加摩擦，就会燃烧。我把泥弄湿搓成面粉团状，也将化学品弄湿，像馅料般填进泥团里密封。待泥干后，就会变成一个小型炸弹，撞向硬物时，里面的化学品受冲击便会爆炸。这个实验十分成功，我们用泥球掷向猫狗，把它们吓个半死，我们则乐透了。
可是，一次我哥哥被意外溅出的炽热酸性液体烧伤了手，父母才惊觉我在做着种种化学实验。父母大惊之下，我肆无忌惮的化学实验就此告一段落。
远离化学品之后，我和周同学很快又发现了无线电的乐趣。我在商店里看到一盒无线电收音机的零件套，里面有电磁圈、可调校的电容器、一支晶体棒，以及一双耳筒和一些电线，还附有一支螺丝起子。我央求双亲说：“买吧，不危险的。”“如果你能够成功，我还会买更多零件给你造别的款式的收音机。”父亲说。
随后几天，我一直沉浸在无线电里，但令人丧气的是，当我把耳筒塞进耳朵里时，却什么也听不到。我向周同学打听他的进展。他说：我正在看有关无线电的书。你首先要了解无线电的原理才行。
坚持总会带来回报。周同学和我最后明白了无线电运作的原理。我们知道电容器和电磁圈可以在某一特定的频率接收到无线电讯号，只要我们慢慢调校电容器，以免错过了电台的波段，就可以收听到电台的广播。当我们最终由耳筒里收听到电台广播，那感觉奇妙极了。在什么也没有的空气里，竟然可以蕴藏音乐，简直是魔术。
这段往事令我感受甚深，也在我心中埋下种子，日后萌发成对电机工程的兴趣。年少无知的我，对任何事都充满好奇心，幸好学校和老师对学生多有勉励，给我们很大的自由，让我们得以在理想的环境里，自发地学习新的事物。
名列全香港前十名的优等生
1949年一个昏暗的秋日，我与父母离开上海移居香港。当轮船驶离码头时，我在甲板上遥望外滩天际，对离开熟悉的家园远赴异地，心里像压下一块石头。
到了香港，二舅父一家都来迎接。舅父是附属中国银行的中国保险公司经理，他介绍我和弟弟进入由基督教兄弟会主办的圣约瑟中学就读。
圣约瑟中学也有点像上海的学校，老师都很尽责能干，学校容许并鼓励学生很大程度的自由思考和自我发展。一些课堂活动也令我印象犹新。比如化学课堂上有关勒沙特列原理的一次示范。勒沙特列原理指出：所有自然化合物，都是通过构成此化合物的各种元素将个别元素间互相施加的压力减至最小的过程而形成。因个子细小而有“小人”之称的化学老师，为了说明这原理，叫班上的同学使劲推他。最后他自然是给推到课室的一角，但直接把他推动的其实只有两三位同学，而这两三位同学又是给别的两三位同学所推动。这种紧密的结构，又称几何规律晶体结构。“小人”老师以生动有趣的示范，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印上了晶体的结构形状，让我们用这么简单的方法，认识一些复杂的概念。
我很轻易便适应了香港的教育制度，而且挺喜欢这儿的学校。虽然除了中文和中国文学科外，其他科目都用英语讲授，但一旦掌握了基本的学习技巧，求取新的知识便来得较容易和自然。尽管广东话不灵光，中英文流畅提高了我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我日渐养成多元文化的习性。中学会考时，我的成绩在全港头十名之列，顺利升上预科一年级，准备报考当时香港唯一的一家大学，也就是香港大学。
负笈英国求学
我相信我实在幸运，能够走上一条理想的道路。在完成中学课程之后，我乘上铁行的S.S.Canton号客轮，前赴英国接受大学教育。
我的兴趣很多，虽然我对化学很入迷，但我还是想做个电机工程师，最后决定修读电机工程。碰巧那年香港大学的工程学系还未为电机工程准备好必需的教学人员和设施，唯一的途径就是投考英国的大学。
我选择了伦敦大学的和域治理工学院，学院提供一年的大学预科课程，之后可升上新的三年制学位课程。因为喜爱化学，我在高级程度考试中报考了四个科目。我不觉得学化学和数学是件苦差。一面从课本上汲取知识，一面从实验中印证原理，既有趣又有满足感。大学对我来说简直是个乐园，是我的一种享受。
怀着兴奋和天真的热情，1953年夏天，我乘船前往伦敦。这是我第一次独自出门，到一个遥远的国度，独自去迎接种种未知的挑战。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有自信，虽然我只有19岁。
和域治在历史上以制造大炮著名，和域治理工学院现属格林威治大学。我的大学生活可算多姿多彩，除了上课、做实验，就是与同学交往，参与体育运动，特别是乒乓球和网球。我也经常为中国同学组织大型的中式聚餐，和为理工学院和伦大学生会举办社交舞会。在与各色人等的交往中，我不自觉地建立起人际关系的自觉。
在高中时，我发觉理科科目富于趣味，也不必背诵死记便可获取高分。上了大学，我在课堂和课外的功课上不必花太多力气便可以应付。我从不跷课，做好指定习作外，还有很多空余时间，可以参与各样非学术性的活动。
1957年获得工程学士学位，是我人生中一个重要里程。在出席毕业典礼时，我已经任职于自己挑选的英国最出色的电讯公司——标准电话与电报公司。该公司历史悠久，为大学毕业生提供见习计划，让他们在四个不同部门轮流工作，从而决定他们最喜欢留在哪一个部门。周薪为十一英镑。
邂逅我的命运女神
我和太太美芸虽未经媒妁之言，也无算命先生算过八字，但婚后40多年来琴瑟和谐，也许确是爱情的力量战胜一切。恰如电影《八十日环游世界》主题曲的开头几句：“踏遍天涯觅知音，杳然我独踽踽行，青春结伴好还乡……”正道出我们婚姻之路的历程。
初次与美芸邂逅时，我相信必然是缘分使我们能相遇。一切由我新加入的那家规模不大的工程公司开始。在几乎全是白种人的同事中，我发现了一张东方人的脸孔。我想过去打个招呼，可是，我连周围的同事还没有逐一认识，便去向公司里唯一的女士献殷勤，会不会给人误会呢？几天下来，我一直犹豫着。
有一天，我在香港圣约瑟书院的同学小林来到我的房间对我说：“我有几张奥林比亚汽车展的门券，你也去吗？这儿有两张票，多找个人来做伴吧。”我不大清楚为什么他要给我两张票，看过车展后，小林才透露，他不知在哪里也碰上过美芸。
第二天我跑去找美芸，没忘记告诉她是小林邀请我们去看车展的。她没有推辞，反而爽快地说：“那挺好玩。”奥林比亚是伦敦的一个主要展览中心，我们三人一路散步，走够了才停下来看车。我们坐到车厢内，把弄驾驶盘，幻想自己就是那堂堂车主，我们甚至开过劳斯莱斯和Bentley。
离场时，美芸独自回家。和她分手后，小林突然转过身来跟我说：“在几次中国同学会的活动里，美芸都很受欢迎，如果你想追求她的话，这点你不可不知。”
参观车展后不久，我和美芸常在中国同学会的活动中碰头。我发觉她的确很受欢迎，她为人随和，常乐意加入一些委员会，组织各种社交活动。我们有几次详谈的机会，美芸活泼开朗、兴趣广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开始对她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她怎样熬过战时的生活、怎样刻苦求学……渐渐的，美芸的一颦一笑常在我脑中萦绕。
在工厂里，我常跑到她的工作台去跟她聊天。一天，美芸、我和其他朋友坐小林开的车，我不识趣地在车内约美芸去看电影，她不断找借口推辞，我仍缠绕不休。最后，她为避免我没完没了，只好答应我的要求。在几位咧嘴而笑的见证人面前，我们约定了日期。
那是个大风寒冷的晚上，我们看了谢利路易和甸马田的胡闹剧。美芸不爱看，但还是礼貌地把她的不悦收藏起来。那晚上风很冷，我们由戏院步行回美芸的家，她允许我紧握着她的手好保持暖和。两手相牵的刹那，恍惚有一股电流由我们的双手流遍全身。直到现在，40多年以后，我们仍记得这一晚，回味那一刹那时光。
我已坠入爱河。我觉得我们很多方面都合得来，也因为她对我和她自己的问题都勇于面对，并致力解决。不过，美芸心里仍有一丝隐忧，她知道我们面前仍横亘着崎岖的路。按照中国的习俗，兄长必须先成家，妹妹才能出嫁。美芸的母亲曾为她姐姐的婚事大动肝火，当下，同样的问题仍未解决，我未来襟兄的女友连影儿也不见。所以我们的婚事看来也很难获得她母亲的首肯。
美芸立定主意，宁可私奔也不要任人摆布。在那决定我们命运的一晚，我跟美芸母亲提出婚事，我的策略是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说：“我来请求您，允许我和美芸结婚。”她的脸色立即沉下来，没等我说完，她已抢先嘶喊道：“你竟敢抢走我的女儿，立即给我滚，要不然我把你踢出去。不要再来找我的女儿，以后都不要。”
我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我没法明白怎会招来那样粗暴的反应？短暂的沉默增加了屋内的紧张气氛，美芸鼓起勇气，平静地对母亲说：“看来你不会同意我和锟的婚事，我要跟他一起走。”
“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们两个。”美芸把钥匙抛到地上，就和我迈出了家门。
新娘家人缺席的婚礼
不消多久，我们便收拾心情，兴冲冲地准备婚礼了。我们找的一家教堂，在布力希斯的外围，位处一条僻静的小路，地点正合我们心意，那里的牧师也很热情。
我有个表妹，很为能当上美芸的伴娘而雀跃，她给我们的婚礼帮了很大的忙。她提议把美芸的身材尺码寄给香港我的母亲，好给美芸和她各做一套中国式服装。从婚礼上美芸和我表妹拍的照片可以看到，她们穿起中国服装来是多么漂亮。
我们找来一位外表老成持重的旧同学，扮演父亲的角色，好把新娘交托出去。另一位同学的弟弟就当上我的伴郎。
我和美芸订下一个巨细无遗的时间表，详列我们要做的各种事情。我们预订了教堂礼堂，算清楚怎样准备食物和把各色蛋糕弄好，纸杯、纸碟、胶刀、胶叉和餐巾等，都开列得一清二楚。甚至连礼堂的彩带、花朵、装饰，以至在我们步向圣坛时给来宾掷向我们的五彩纸屑，也都一一办备。
1959年9月19日，我黎明即起，迫不及待地就要动身。这是个迷人的秋日，云淡风轻，阳光透过树木的枝叶，在草地上洒下金色的斑点，风琴师奏出预定的音乐，我正静候着新娘到临，与我携手共赴圣坛。
钟声已经响过十二点，“轿车到底哪里去了？”我对等得焦急万分的伴郎说。虽然只过了几分钟，却已经像天长地久一样，令人差点连指头也要咬破。我心里想：“她不会临阵退缩，让我在圣坛前演独角戏吧？”
稍后美芸赶到对我说：“车子迷路，所以迟到了。我还以为你会把婚礼取消呢。”我回敬说：“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决定，我也以为你事到临头想退缩呢。”如果当时移动电话像今天这样普及，我只消拿出电话来拨个号码，那三十分钟的疑虑煎熬和牵肠挂肚，便会瞬间消弭。
轿车一到，伴郎便引领我同到圣坛前。当结婚进行曲响起，我心里想，不知道家人缺席可会影响美芸的心情。尽管我们已特地印了红堂堂的请帖发给每一位至亲，她专制的母亲显然禁止所有家族成员参加我们的婚礼。
美芸终于来到我的身畔，面向牧师，明眸高洁，娴雅端庄，向我微微一笑，令人心折。她的白色织花锦缎礼服，出于她自己的设计，不但高贵，而且把她苗条的身材衬托得恰到好处。早前我问她可不可以先给我看看，她说：“要到我们在圣坛前，你才可以看，这是传统。”
我们交换过誓言，确信能矢志不渝，亲吻新娘的时候，我只充满喜悦和满足。两个不同的个体融合而为一，将面对世界的风风雨雨。现在，我们携手迈出了第一步。40年后，只有像我们这样维系了长久婚姻生活的人，才可以回过头来指出，成功和快乐的婚姻，需要双方都付出努力。我们必须彼此了解，互相扶持，使大家在智慧和能力上都能与时并进，最重要的还是互相尊重，平等对待。纯粹建基于肉体关系的婚姻，在这日趋复杂的社会里恐怕难以持久。
当我们转身面向来宾，他们纷纷把我们傻乎乎给他们准备的纸屑和纸条投掷过来，弄得到处五彩斑斓。拍照、开香槟之后，便是切结婚蛋糕，自然还有各色食物，以及各人的演说和欢笑声……在一切亲力亲为中，我们开创了自己的新天地。
被誉为“光纤之父”
1960年我加入标准电话与电报公司旗下的标准电讯研究实验所时，各研究机构已经注意到公众对改善通讯设施有强烈的需求。我在实验所的主要工作，重点是研究和发展一套利用毫米波长的微波传送通讯系统。对我来说，这无疑是我一展所长的大好时机。
在标准工作的两三年间，我全情投入开发新一代的电讯设备，目标是将通讯设备的资讯传送能力提高百分之五十。其中的难度十分大，因为在这高频率下，电波容易被大气吸收，不能传得很远。因此，电波须由波导管传导，一段一段的波导管接合，成为一直线波导系统，称为环形波导系统，或长程波导系统。这样，电波就可以长途传送而衰减度极低。环形波导系统的发展、光纤通讯和新的科技从基本上改变了经济的基础。
本着初生之犊的冲劲，我对产品开发已掌握实际的经验，过了三年，我相信已完全了解当时的技术，是时候转变一下工作环境了。我按报上的招聘启事申请密兰斯一家学院的讲师职位，很快便收到学院寄来的聘书。于是，我向标准电话与电报递交了辞职信。
想不到这封信却引起颇大的反应。我的上司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公司不想让我辞职。标准电讯研究实验所总监金博士力言，我应该从事研究而不是学术工作，还说我可以加入标准位于夏洛的实验所的光通讯研究计划。
随着激光在1959年的发现，一种带频无限的通讯网络可望为世界带来通讯的革命。金博士特别提出，这项研究由杰出科学家亚历·里夫斯主持，他在1936年发明了用于数码通讯的脉冲编码调制（PCM）系统。在他领导下，一项光通讯计划已经展开。
标准电讯研究实验所为表明把我争取回来的决心，还派遣一名律师替我索回订金和取消合约，更与我的新雇主安排我退职的手续，并愿意赔偿他们在我身上所花的开支，甚至答应给美芸也安排一份工作。这些建议实在让我难以拒绝。
到光通讯实验所上班的第一天，我被安排在卡博维克博士的长程波导管小组。我把波导管拿在手里，感觉很兴奋，这无疑是工程技术的杰作。卡博维克博士建议我研究微波和光学传讯的新方法，从而解决波导的问题。这是一个好开始。
不久，我的上司提议我一边在实验所工作，一边读个博士学位。伦敦大学的巴洛教授是微波研究的先锋，后来亲自督导这方面的研究。我选定的课题是类光学波导，目的是深入了解在封闭及开放式波导系统中自由空间传播及波导传播的现象。
1960年，电讯业风雨欲来。自激光发明后，光通讯大有与环形导波系统争一日长短之势，激光若能成为新的讯息载体，讯息容量比点到点微波传送系统提高达100万倍。但当时有关激光的实验性装置只在全球一两家研究所中进行过一些试验，光通讯显然远远的落后。
我问自己：激光没有可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光波找一种合适的波导管？如果光通讯只停留在理论的阶段，实在太可惜了。我要为问题找出答案。幸运地，管理层乐意给我提供研究的机会。我无疑冲上了正确的波浪，这个波浪的基础是电讯业确认有必要提高传送频宽，实现宽频通讯。
我以两个有关光通讯系统的问题作为起步点，一个是光通讯到底有多大用途，一个是为什么长程传送难以实现。我必须证明达到这些指标完全可能，并且要做出有说服力的实验，以支持我的发现。这可说是任重道远，但只要有毅力，问题总可以解决。
但事情的发展和我预期的不一样，当我坐在一个空房间里，对着一张空桌子，脑袋里也空空如也。一位上了年纪、有点秃头的先生来到房间，轻声温柔地说：“你一定是查理斯（我的英文名字），我也是查理斯，查理斯·伊格斯菲特，我正在进行光通讯计划的研究工作，和你共用这个办公室，我们肯定能合作愉快。”他的话令我绷紧的心情顿时轻松下来。
查理斯告诉我，约翰·列杜里斯正在开发一种光源，他是替亚历·里夫斯工作的，里夫斯是1936年将电磁波化为一连串开关脉冲的发明人，脉冲编码调制的发明，将通讯带进数码世纪。他是光通讯计划的最高负责人。
能加入一个富有创意的实验室，令我大感兴奋。光是听到里夫斯的大名，已令我充满跃跃欲试的热情。我订立一个计划，研究过模长方形右弯管的设计，希望借此利用光线和光波了解过模波导管的结构。
与此同时，我在伦敦大学跟随微波之父巴洛教授做研究，他是微波理论和实用的杰出先行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雷达的发展卓有贡献。我的博士研究题目是“类光学波导”，经过两年努力，终于完成了论文和实验。我发现几何光波的成像与平面波传送相容，但线性或定点光源发出的球体或圆筒形光波却出现不确定的衍射及光波漏失。指导教授看来了解我的艰苦研究有一定的创新性和逻辑性，因此把博士学位颁授给我。
1963年，我进行了开放空间的氦氖（HeNe）激光传送实验，将激光引导至若干距离外的一点上。我们也做了不少需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的实验，无非是想找出控制光线长程传送的方法。此后两年，我们努力向目标进发。我的妻子美芸在电脑实验室出任科学程式员，是她编订的程式软件，帮助我们解决选定介电质波导类型的问题，以及为佐治确定辐射的特性。在至今仍有一定知名度的我那篇发表于1966年的学术论文中，有着她不可或缺的贡献。
经过数年努力，微波模拟实验已经完成，所有实验结果都显示，有关的理论基础是可行的，我们写成题为《介电波导管的光波传送》的论文，经过评审，在1966年7月出版的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学报上发表，这也被定为光纤通讯的诞生日子。我也因此被称为“光纤之父”。
在光纤的研究上，我是先行者之一，但最终的产品专利，却没有给我带来分文。许多人都问我相同的问题：“噢，你一定很富有了，他们一定给你很多专利税吧！”其实不然。我想说的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能做一份完全投合自己兴趣的工作，令工作也变成近乎一种娱乐。你的工作为你带来终身的乐趣，而且你还得到报酬，夫复何求？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