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权刚刚诞生，如何防止腐败滋生，成为时时萦绕于毛泽东心中的大问题。

　　1951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由此展开。这时，东北区送来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预见性的警告也不幸言中。面对着一件件触目惊心的腐败案，毛泽东震怒了。于是，毛泽东提出，要把“三反”当作一场大战争来进行，在全党彻底揭露和惩处一切贪污行为，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第一大案是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在“三反”运动中，揭露出党和国家工作人员的大量贪污受贿案件，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有密切关系。面对这种严峻的情况，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不但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这个指示，而且亲自指导“五反”运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除了调动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的积极性以外，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群众，调动亿万人民群众反腐败的积极性。反右斗争：防权变的反击战

　　1957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事之秋。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突然发难，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舞台上风云突变，逆浪迭起。高度关注国际形势发展的中共中央、毛泽东更加重视我国出现的这些问题，认为“发生少数人闹事，有些是由于领导人存在着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政治的或经济的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有一些是工作方法不对，太生硬。再一个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存在”。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应尽快开展整风。

　　整风运动后来演变为反右斗争。反右斗争的后期，尤其是在划定右派分子的问题上，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比如，运动初期，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5000，而在反右斗争结束时，划定的右派却是55万。

　　反右斗争扩大化，使一些好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四清”运动：防权变的攻心战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国际时局，可以说是“乱云飞渡”，在苏联，马列主义的叛徒赫鲁晓夫篡夺党的领导权，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在全国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

　　毛泽东提出了要求各地区都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工作，要抓阶级斗争的意见。决定在最近几年内，城乡都要进行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开展“四清”运动过程中，由于中央到地方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受“宁左勿右”情绪的影响，没有制定与执行好政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据新华社老记者杨光现的回忆，仅长安县社教工作团，在1964年秋，只经过短短不到三个月的“四清”，自杀人数竟超过500人。“四清”运动并没有实现毛泽东理想的政治目标，有些地方甚至违背他的初衷，无奈“四清”运动只好作罢，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酿成灾难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国以后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四清”运动中被夸大地揭出的种种问题，使他认为干部蜕化变质的情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更增强了他那种紧迫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

　　1966年那年，毛泽东73岁了。他的心情很焦躁，觉得要在有生之年，把他忧虑的这个问题解决好。5月5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众所周知的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成千上万的人丧失了生命，300万人被送往农村劳动。包括三分之二的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内的大批高级干部被清洗。毛泽东的这四大战役随着他的逝世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