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就连“四人帮”主犯，一直坚持“路线错误”防线的姚文元，为了“要争取有个好结果”，也交代了一些事实。“他愿意写，就让他尽量地写吧，最大限度地孤立江青、张春桥两个死顽分子。”

张春桥在法庭上 资料图

本文摘自《书刊报》2005年5月8日第5版 作者：文楚 原题为：秦城预审张春桥

谁都没有忘怀，二十多年前在北京进行了一场庄严的历史审判，终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钉上了耻辱柱。但人们可曾知晓，特庭公诉、审判之前的艰辛的预审呢？

为此，记者采访了原公安部林、江反革命集团预审组浙江组副组长黄英波同志(返浙后，先后任省国家安全厅厅长，省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现予披露。

1、泾渭分明小平言

1980年，已是暮春时分了，逶迤西去的燕山山脉还是灰黄一片。极目远眺，险峰连绵，荒漠冷峻，山巅偶有测绘标高设施，伴着时而兀现的古长城残垣断壁，似在俯视人间一场又一场的活剧。燕山南麓，倒是—马平川，预审组将要进驻的秦城监狱就坐落在这里。这里，距昌平有19公里，去北京市区不过35公里。“文革”严寒刚过，—听到“秦城”的名字，叫人不寒而栗。

这座监狱建于1958年，有4个监区共400间牢房，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文革”开始不久，不少开国元勋、中央有关部门领导、社会知名人士——中华民族的精英相继被投入这座监狱，多时达五百多人。“秦城”于1968年加建两个监区，有时还“人满为患”。不过黄荣波一行去的时候，这里已“人去楼空”了，倒成了“两案”主犯的归宿之处。为了预审工作的需要，这时毛远新、王力、关锋、戚本禹、迟群、谢静宜、金祖敏，以及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与案情有关的林、江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也相继押来秦城监狱。

黄荣波一行进入这座“特级监狱”时，总有一种肃杀之感。何也？他们将要预审的，当年都是出入中南海，过着“高级政治生活”的显赫人物；二者，林彪集团、“四人帮”罪恶累累，令人发指，但如—件—件梳过来，就发觉有其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那么如何区别罪与非罪、犯法与犯错误的界限而立案侦查呢？焦点就在如何区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

就在这时刻，76岁的邓小平8月21日、23日接受了意大利女记者奥琳埃娜的两次采访。奥氏以尖锐泼辣驰名全球，基辛格博士被采访得大叹“她把我完全‘毁灭’了”。邓小平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公允地评价毛泽东功过：“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同时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2、闹也闷也阶下囚

5月26日，预审组正式进驻秦城监狱。浙江组主要负责对张春桥的预审，王芳为组长，黄荣波为副组长。在这之前，公安部预审组成立临时党支部，黄荣波是支部的组织委员。预审开始不久，检、法两家派人员提前介入办案，以利相互制约，保证办案质量；同时也为迅速通过检察院起诉，进入公开审判，提供了重要条件。黄荣波回忆，后来是特别法庭审判员的费孝通先生，也提前介入，作为浙江组的成员。

6月2日，浙江组在“秦城”某区的一间预审室，第一次提审了张春桥。

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预审室。上首坐着王芳、黄荣波等公安部预审人员；下面放着一张木椅，落座者正是那个逮捕前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革委主任的63岁的张春桥。他既不垂首，也不昂头，面色灰暗，漠无表情，一声不吭地坐着。审讯必具的录音设备，却录不到此人的声音。录像倒是摄下了“军师”狡诈、阴鸷的眼睛。法警肃立在门口值岗。

第一次提审，以形势教育开始。预审人员告诉张春桥，“文革”已在1976年10月逮捕他们时起结束了。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拨乱反正，医治“文革”创伤，开始“新长征”。现在全国政局稳定，人心思安，致力经济建设……张春桥坐着，纹丝不动，就是不开口。不知他有没有听进去，抑或鄙夷这是“说教”、“吹牛”；抑或心中掀起轩然大波，用沉默来掩盖面临灭顶之灾的恐惧；抑或是铭心刻骨地仇恨，然而毒焰不能张嘴喷出，无可奈何，只能三缄其口了。

王芳、黄荣波这一组提审张春桥约10次，但张春桥始终没有开口，乃至把王洪文押来面质，把徐景贤押来，分别当堂认罪指证，他还是紧紧封住嘴巴，不吭一声。据说，后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从开庭公诉到宣判闭庭，两个多月时间，张春桥还是耷拉着脑袋坐着，紧闭嘴，不吭一声，甚至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

与张春桥相反的是江青，她身穿黑色棉袄棉裤，裤管紧扎脚踝，一上场就喋喋不休，胡诌乱缠，讲个没完没了，为自己的罪行百般狡辩；同时继续诬蔑党和国家领导人，攻击预审人员。江苏组的同志实在忍无可忍，有一次干脆撤了录音机，和她对辩了起来。

 

然而闷也罢，闹也罢，“四人帮”作恶多端，犯下的罪责是推翻不了、掩盖不了的事实，无论他们过去多么显赫，如今都是阶下囚。

3、回首面质阴鸷眼

预审张春桥确实有十分艰辛的一面。此人犯罪隐蔽，“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而且狡诈无比。浙江预审组立足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原则，一步一个脚印地开展细致缜密的调查取证工作。证人证言，要一人一证、一事一证；有两人以上共同作证的，另行补取。原始证据，一律不作技术处理。有的原始书证、笔记还要经过法律鉴定，以证明确凿无疑。张春桥既然拒不回答所有提问，那么就将他的犯罪事实，通过有关证据，以及证人证言，必要时再传来证人面质，录像、录音和文字记录在案，依然形成法律证据。

张罪擢发难数，且举“倒刘、邓”和“上海武装叛乱”两案件，浙江组是如何开展侦查预审工作的。

迫害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致死，是共和国最大的冤案，而始作俑者就是张春桥。

浙江组副组长黄荣波说：“张春桥尚在‘文革’伊始，就单独召见清华大学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是来自江苏农村的清华化工系学生)，授意‘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并推向社会，形成全国大乱局面。我们获知这一线索，并看了蒯的交代，认为十分重要，但缺乏旁证，一度打算放弃使用。后来我们查到了蒯在清查‘五·一六’时受审查交代的原始记录；又提审了蒯本人；再去勘查张、蒯密谈的现场，核对时间；同时又取得了有关旁证——终于使张春桥授意蒯大富‘倒刘’、‘倒邓’的人证、物证、时间、地点、背景，以及事态发展等等证据一应俱全了，我们才对张春桥诬陷、迫害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罪状列入起诉意见书。”

蒯大富在1970年清查“五·一六”受审时交代提纲上写道：“1966年12月18日春桥在中南海小屋子见(号召反刘少奇)。二十五日‘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

蒯大富在1980年受公安部预审时交代了这样的事实：1966年12月18日下午1时30分，蒯应召乘派来的—辆黑色小轿车，出清华大学西门，直驶中南海西门。2时许，张春桥在西门一间传达室里单独接见这位清华“井冈山造反兵团”司令，听了他串连上海汇报后，说：“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二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蒯大富心领神会，当即说：“请首长放心，我保证照办。”接见约两小时。

19日，蒯大富以“大联合”为名；并吞清华各造反兵团，这位当年“首都红三司”头头召开全校“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誓师大会”，提出“彻底砸烂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司令部”口号。接着他就策划了所谓“一二·二五”大行动。12月25日，他带领五千多名红卫兵，以广播车开道，分五路进入天安门广场，高呼口号，打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与刘邓血战到底”等巨幅标语。

翌年1月6日，蒯将王光美劫持到清华大学批斗。

蒯大富当时的原始记录，在清查“五·一六”时，蒯大富的交待——当时张春桥居高位，在蒯大富传达并号召：“首长把如此重大的任务亲自交给我们，这是中央文革对我老蒯，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极大的信任！”“咱们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后的第一仗，就是打倒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旁证——他人的记录，在。

把这些铁的事实摊放在张春桥面前，但这个老奸巨滑的“军师”还是不吭一声，泛着死鱼般眼白，把头偏了过去。

那么让证人到他面前对质呢？王洪文来了——

王洪文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此人靠赤裸裸地打砸抢起家。“文革”伊始，组织造反派冲击解放日报社，夺取舆论工具，立刻成了张春桥的心腹骨干武将。1966年12月28日，由张春桥直接指挥，王洪文把他的“上海工总司”队伍拉出来，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康平路事件”(立案侦查时，将此事件从“二月夺权”事件中剥离出来)，为“四人帮”上海夺权铺平道路。

预审组通过大量工作，掌握了这些事实。王洪文在受审过程中也逐步认罪，表示愿意揭发江、张罪行，争取立功赎罪。

王洪文来了。一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身影，一个以前一直挂在口上的“我们的司令”直立在预审席下，张春桥坐椅侧畔。张春桥似乎陡然一惊，头一偏，扫去阴鸷、凶毒一眼，但很快恢复原状，还是不吭一声。

“文将”徐景贤，也来面质。张春桥面色铁青，回首一瞥，却仍不吭一声。

黄荣波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预审张春桥过程中，使用了5名证人，7次当场作证。他手下的文(徐景贤)武(王洪文)两主将都当面揭露了张春桥，如螃蟹的两只钳子，都给摘了下来了。”

就连“四人帮”主犯，一直坚持“路线错误”防线的姚文元，为了“要争取有个好结果”，也交代了一些事实。“他愿意写，就让他尽量地写吧，最大限度地孤立江青、张春桥两个死顽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