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家已是年二十八下午。安详的村庄里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一句句真切的话语，和着空气中弥漫的炮竹的硝磺味，越发使“年”的味道更加浓郁真实了。

放下行囊，跟爸妈问了好，顾不得喘口气，我跨上自行车直奔小军家。

虽然前些年来过他家几次，但小军家的现况还是困窘的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三间老式瓦房，正灰头灰脸地伏在冬日阴暗的脸色里，外墙未及粉刷，裸露着锈迹斑斑的霉苔；田字格的窗棂上，缺了两块玻璃，黑洞洞的像什么动物空洞无神的瞳孔；虚掩的门是用木板简略拼凑的。右拐一间小偏房就是厨房了，厨房门口是一架水泥浇注的手动汲水机（俗称‘压井’。农村人至今仍保留着饮地表矿泉水的‘优良传统’，却是难能可贵），旁边侧卧着一条脱毛的老黄狗，不叫不吠，似笑非笑地冷眼看我。

左顾右盼，找不到丝许譬如新春新气象好年好运气之类的气息，没有男人女人们爽朗的笑谈声；没有孩童嬉戏玩耍的尖叫声；没有大人训斥孩子的愠骂声。这里仿佛与世隔绝般，除了冷清还是冷清。我心中不免觉得酸楚：在形式一片大好的社会主义环境里，某些农村人除了劳作和贫困，真不知还有什么！

“有人吗？——大婶！”我犹犹豫豫的敲门。老半天，没人应。怕是不在家吧！正欲转身，屋内好似有了点动静，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从虚掩的门缝里传出来：“谁啊——”言语中略带着一丝倦怠，三分庸懒。应该是小军的母亲了。

推开虚掩的房门，迎面扑来一股腐烂霉变的气味，黏糊糊的直冲肺腑，胃中不由的一阵翻腾。我稍微调整一下视力，以便能适应房内较暗的光线。屋内摆设极为简陋，靠北墙一张条几，下来是一张八仙桌，上面都零零散散的堆放着日用杂物:一台十七寸的黑白电视机，一个暖水瓶，一个放馍馍的篮子，几副未及洗刷的碗筷。墙壁上胡乱缠绕着电线，旁边贴着几张泛黄的不知是何年代的电影画报，早已破烂不堪。东面墙壁下放置着一张木板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服被褥等物（不知那些住楼房喝牛奶的‘城市特困户’是如何能获得‘好心人’的资助的）。

小军的母亲蓬乱着头发，穿一件崭新的大红棉袄；她斜坐在床沿上，一副刚睡醒的样子。那身红与室内的环境格格不入，极不协调。

“婶，是我！”我和她打招呼。

“嗯，回来啦。”她声音淡淡的，毫无表情。

感情是一时不能认出我，她两眼只定定的盯着我，上下左右的看。空空洞洞的眼神像户外窗棂上少了玻璃的黑洞，使得我莫名其妙的发怵。随即又被心中油念而升的一丝怜悯所压制。

她指指床前一个布满灰垢的小方凳让我坐。但我可不敢久留，老觉得屋内的空气中，有一种说不上来的诡异，黏糊糊的让人窒息。我朝门外瞅瞅，佯装看看天色，边把那些钱掏出来，递过去，说：“婶，我得回了。这四百块钱是小军叫我带回给您的——他说今年过年就不回来了。”

话音未落，“军儿！”小军的母亲的情绪好像突然失控了。

小军的母亲哭了，像个孩子似的。

小军的母亲先是张口结舌的嚅动着嘴唇；继而双手掩面耸肩抽搐；继而素面朝天涕泪滂薄的号啕大哭起来。她坐在那里，微扬着脸，双手在腿上交替搓打：“军儿啊！娘想你呀！娘知道你还在，你咋不回来让娘看看啊。。。。。。”她语无伦次的哭诉。

那种撕心裂肺，毫不掩饰的感情的迸发，让我一下子手足无措起来。“婶！婶！”我叫，突然觉得此时此刻什么安慰性的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只会增加她的痛楚。可怜的独守空巢的老母亲！在农村里还不知有多少个。

我从钱夹里抽出一百元钱，合并那四百块钱一并放在桌上，默默的转身离去。

（三）

回家的路上，我猛力的踩着自行车，嗓子眼里好似灌满了铅，心情异常的沉重。刺骨的寒风还在肆虐，疯狂的蹂躏着公路两旁稀稀疏疏的几棵小树。远处冬日的夕阳已消褪了它的热情，悄然隐入西方天际；铅灰色的乌云隐隐有堆积起来，一块块，一团团，像被谁丢弃的破棉絮。

看起来明天的天气又不会怎么样了！会变吗？不知道会不会下雨。哼，最好下场倾盆大雨，这世道有些东西该洗刷洗刷了。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