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为奥运泣血铺路的元帅
时间:2011-12-27 18:04来源:党史天地 作者:许顺富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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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元帅(1896—1969)，原名贺文常、又名贺云卿，出身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不仅是一个身经百战，敢打敢拼，威震敌胆，屡建奇功的战场“雄狮”，而且是一个热心体育运动，为新中国体育事业呕心沥血的开路先锋。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就抱定了摘掉“东亚病夫”帽子的坚定信念，立下了“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的誓言，为新中国的体育健儿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在奥运赛场展现风采立下了汗马功劳，他由此成为了新中国名符其实的体育之父。
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解放前，中国的体育运动十分落后，1932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10届奥运会上，中国只有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1人参加，这是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由于20多天的海上颠簸，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刘长春在预赛中就惨遭淘汰。1936年第11届的柏林奥运会，中国申报了近30个参赛项目，派出了140余人的代表团。在所有的参赛项目中除撑杆跳高选手符保卢进入复赛外，其他人都在初赛中即遭淘汰，最终全军覆没。中国代表团回国途经新加坡时，当地报刊上发表了一幅外国漫画讽刺中国人：在奥运五环旗下，一群头蓄长辫、长袍马褂、形容枯瘦的中国人，用担架扛着一个大鸭蛋，题为“东亚病夫”。从此，“东亚病夫”就成了压在中国运动员身上的千斤巨石。1952年11月，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体育现状：当时，中国没有一所体育学院，没有一个像样的体育设施和建筑，更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队伍。但是，，他并不气馁，总是满怀信心地对体委的其他同志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我们不是为了享现成的福，而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才革命的，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贺龙不仅说话硬气，做事更是雷厉风行。要使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打好体育事业的翻身仗，首先必须建立一支懂业务、吃得苦、愿付出、团结协作、热心体育事业的干部队伍。贺龙以他非凡的魄力和独特的方式，苦口婆心地动员、说服和吸引那些曾在部队和西南军区从事过体育工作的干部到国家体委机关工作。他首先点的将。就是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长兼西南军区“战斗”体工大队队长的张之槐。张之槐虽然是贺龙欣赏的体育将才，但在当时部队开始酝酿评定军衔的关键时刻，谁都不想在授衔之前转业到地方工作。何况体育在许多人的眼里被当作是“不务正业”，因而，他不愿意去体委工作。贺龙三番五次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再给他时间让他考虑考虑，他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批评张之槐说：“你光想当官，不愿意当老百姓，那怎么行?你回去再想一想。想不通，就开支部大会，咱们辩论辩论。你讲讲不去的理由，如果把大家说服了，可以不去。如果说不服大家，就得去体委报到。三天以后，听你的回音。”张之槐回家后，翻来覆去地想了一个通宵。他想到了贺老总对他的关心，想到了贺老总为改变我国落后的体育事业所流露出的焦急心情，更看到了贺老总对他的信任和期盼，他不能为了一己私利，辜负了贺老总对他的期望。第二天早晨，他就来到了贺龙家里，向贺龙表示，愿意接受组织安排。贺龙看到他态度转变，极为高兴，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说：“小张同志，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他拍着张之槐的肩膀说道：“你想通了就好，去了好好干，和大家一起把体育工作开展起来。”后来，贺龙又用同样的办法，将120师“战斗”篮球队的老队员张联华、“东干队”(东北干部大队)的老队员朱德宝等运动健将都调入国家体委。组建了一支精明强干、富有运动精神的体委干部队伍，为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装备好了火车头。为了尽快把我国的体育事业搞上去，贺龙不仅注重选好体育苗子，而且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为运动员建立训练场馆。1953年，在他的努力下，新中国在北京创办了中央体育学院。接着上海、沈阳、天津、武汉、西安、成都、广州等地也相继建立了体育学院，为我国培养专门的体育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他的亲自策划和督导下。设备齐全的北京体育馆和射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和体育馆相继建立起来，为培训我国的体育健儿创造了良好条件。
为培养运动员的世界眼光和实战经验，贺龙经常教育运动员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1954年7月，他亲自率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苏联体育节。代表团第一次出国考察，对苏联的许多先进东西都十分好奇，贺龙提醒他们说：“这有什么稀奇!苏联有，我们将来也有。不要以为苏联先进，我们自己就样样都笨!看到了一些我们没有的，也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他处处引导代表团的同志正确看待外国的东西。他们在观摩了苏联体育节的盛况后，又先后到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参观访问，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走遍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文化宫；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直至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学到了许多先进的体育经验。回国后。贺龙又精心挑选了一批运动员到苏联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并聘请苏联和匈牙利等国的体育专家到中国执教，传授他们先进的体育训练经验，以尽快地缩小中国与世界体育事业的差距，摆脱“东亚病夫”的落后帽子。
为了从实战中发现人才，贺龙还建议用国家体委的名义邀请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家的体育代表队来华访问。1959年，中国第一届全运会期间，这三支欧洲强队如期来到中国访问。保加利亚篮球队是欧洲的冠军队，并获得过奥运会比赛的第四名，该队中锋米尔契夫是世界著名高手，身高2米以上，身怀“左手勾手投篮”和“撤步后转身跃进投篮”两手绝技，人称“巴尔干雄鹰”。中国队要战胜他们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比赛前一天晚上，贺龙久久不能入睡，他心里装着的都是这场比赛，于是，他约荣高棠和黄中，来到中国男子篮球队的驻地。找到教练员陈文彬和张子沛。他见面就问，明天的比赛准备怎么打，两位教练没想到体委主任深夜造访，不免有些紧张，互相推让对方先谈。贺龙便笑着说，你们都不讲，拿不出作战方案，我们就在这里坐到天亮。为缓和紧张的空气，贺龙一边给他们递烟，一边向他们建议说：“中国古有‘三英战吕布’的故事，我们何不效法古人呢?我们中国人个子小，我们就采取‘小个子打大个子’的战法，场上5个人要当7个人用，对强手要敢打敢拼，不畏惧对手，不但要守得住，还要攻得下，能攻善守，打好这场球。”
比赛当天，贺龙和国家体委的几位负责人到场助威，中国篮球队按照贺龙提出的战法，在赛场上忽而前场紧逼，忽而后场联防，让对手捉摸不定、穷于应付，他们切断了对方投手和中锋之间的进攻线路，使对方最强的攻击点内线米尔契夫和外围投手沙沃夫这对搭档不能发挥作用。经过一场鏖战，中国队最终以86：77获胜。“巴尔干雄鹰”折翅在了中国运动员的手中，从而极大的鼓舞了中国运动员的士气，为早日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冲破孤立 拓展体育空间
共和国刚刚建立。就成了某些西方国家的眼中钉。他们不仅从政治上攻击我新生的人民政权，而且还从经济上、外交上封锁和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公开支持台湾以所谓“中华民国”的名义窃据我国的合法席位。操纵国际体育组织，竭力阻挠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奥林匹克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努力，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在雅典会议上，以23票对21票通过了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为国际奥委会成员。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却不经大会讨论，私自将台湾体育组织也塞进了奥委会的会员名单，蓄意制造“两个中国”。为了维护我国的尊严，打破某些西方国家制造“两个中国”的政治阴谋，中国奥委会宣布自1958年6月起，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拒绝参加第16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当时，体育界有些人对此有些担心，认为这样做会不会使中国处于孤立地位。贺龙却乐观自信地对他们说：“原则、立场必须坚持。我们决不能做有损祖国荣誉的事。我们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谁也孤立不了我们!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帝国主义封锁、孤立我们快10年了，我们的国家不是照样兴旺发达吗?总有一天。他们会请我们回去的。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谁能永远闭着眼睛说不存在?关键是我们要坚持不懈。在体育上搞出成绩来。”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体育的垄断权，贺龙积极支持由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提出的召开“新兴力量国家运动会”的倡议，并亲自担任中国新运会筹委会的主席。他在接见新运会体育代表团的成员说：“我们运动员参加这样大规模的国际比赛，还是第一次。你们是新中国青年的代表，一定要有好的精神面貌，优良的道德作风，加强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运动员的友谊和团结。”
1963年11月10日，贺龙应邀参加了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的开幕式，印尼总统苏加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贺龙，并特意安排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当身着蓝色上衣，米黄色下装的中国运动员迈着整齐、矫健的步伐，走过主席台时，10万观众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国!中国!”苏加诺总统也情不自禁地与贺龙紧紧握手，整个场面气氛热烈。
经过10多天的激烈角逐。新运会于11月22日爪哇时间晚8点25分宣布闭幕，15万观众和各国运动员沉浸在如海的火炬和如涛的“告别歌”声中。中国运动员在闭幕式上用印尼语高呼：“新运会万岁!”“坚决前进，决不后退!”
各国运动员在新运会上创造了5项世界记录和60多项本国最高记录，中国运动员获66块金牌、56块银牌和46块铜牌。其中，黎纪元打破了最轻量级抓举世界记录。李淑兰打破了女子双轮30米的射箭世界记录。两名年仅17岁的体操小将王维俭和丁小平夺得了女子体操单项比赛的全部冠军。
体育是“国际共同的语言”。中国运动员在新运会的突出表现。既展示了中华儿女敢于拼搏的豪气，也增进了与世界运动员的友谊，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贺龙始终把我国的体育事业当作沟通世界的桥梁，他经常告诫中国的运动员在世界的体坛上既要赢球。还要赢心。1963年夏，他邀请获得两届汤姆斯杯的印尼羽毛球队访问中国，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以4：1的战绩打败了世界冠军印尼队。1964年，中国队回访印尼，又以6战6胜的佳绩打败了印尼队，引起了世界体坛的震动。北欧的丹麦和瑞典等羽毛球强国闻听中国队多次打败世界冠军印尼队后，他们也跃跃欲试，想与中国羽毛球队一决高下，他们主动向中国羽毛球队发出邀请，希望中国队访问北欧。贺龙愉快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希望中国的羽毛球队作为友谊的使者。打开中国与欧洲交流的大门。中国的羽毛球队满载着贺龙对他们的期望。意气风发地出访丹麦和瑞典。他们以“快、狠、准、活”的风格，进行了34场比赛，都取得了胜利，其中33场是以2：0获胜的。汤仙虎和曾经6次获得全英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丹麦名将E·科普斯比赛时，有一局竟以“15：0”取胜，弄得丹麦选手莫名其妙，只好借口打球的季节不对，影响了他们水平的发挥。
为了让丹麦队输得口服心服，1966年，贺龙特意邀请丹麦羽毛球队访问中国。4月，丹麦队怀着复仇的心理，与中国羽毛球队再次展开交锋。他们在赛场上大展身手，左冲右突，奋力拼杀，但仍旧十分遗憾地全部输给了中国的羽毛球队。丹麦选手心悦诚服地佩服中国同行的高超技术，世界羽毛球界也公认中国羽毛球水平实际上已达到世界羽坛之巅。他们说：“只要中国没有参加比赛，任何一个冠军都是不实在的。”
中国羽毛球队不仅赢得了对手的心，也赢得了世界的公正舆论。从而打破了某些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政治图谋，也使没有中国队参加的世界体育性比赛失去了它应有的光彩。
“三大球上不去，死不瞑目”
足球、篮球和排球，在体育界被称为“三大球”，也是群众最喜爱的体育活动，是一个国家体育运动水平的重要象征。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重视。贺龙深深懂得“三大球”在世界体育竞赛中的重大意义。也明白要提高“三大球”的水平。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因此，他对三大球抓得格外紧。要求特别严，期望非常高。
“足球是军球”，这是贺龙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国家足球队刚刚建立时，贺龙就想方设法地到各地收罗足球人才。他亲自点名将大连ll爱华”足球队的“灵魂”队员，有“国脚”之称的足坛宿将孙福成调入国家队，并风趣幽默地对他说：“小孙，像你这样的运动员，必须到国家队来。你要不来，我就通知大连市：当工人不要你，种田不要你。”后来，他听说，孙福成的家眷还在大连，他又主动地要国家体委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调入北京，以解决其后顾之忧。当时，国家足球队规定运动员不准吸烟，但贺龙却特批孙福成可以例外。孙福成感激涕零。他在担任国家足球队队长期间，南征北战，屡建奇功。他的凌空球和倒勾球被称为一绝。在几次宴会上，贺龙都把孙福成和张俊秀叫到左右入座，自豪地向人们介绍说：“我的左面是铁脚。右面是铁门。”
匈牙利当时是世界足球强国。曾获世界奥运会冠军和世界锦标赛亚军，贺龙为提高我国足球队水平，于1954年派出以柯伦为首的年轻足球队赴匈牙利学习，勉励他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先进的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这些年轻的足球队员不负所望，虚心向匈牙利教练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先进的短传配合技术，一改大脚传球的故技。
1955年7月。中国青年足球队赴华沙参加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他们将以“北京足球队”名义。迎战华沙队。中国足球队平均年龄只有20岁，所以华沙队扬言要以8：O胜北京队。当时，贺龙正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华沙参加人民波兰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他不仅亲自找李梦华和柯伦谈话，鼓励他们要学习解放军英勇善战、百战不挠的战斗精神，打出水平，而且还表示要亲到现场为他们助威。
8月1日，贺龙如约出现在异国赛场的主席台上，观看“北京足球队”与华沙队的激烈交锋。北京队的小将们生龙活虎，来回穿插，开场不久，就将足球踢进对方的球门，旗开得胜。看台上的贺龙，为之一振，鼓掌助兴。
华沙队随即反攻，频频射门。北京队后卫严密防守，守门员张俊秀判断准确，动作敏捷，接住了许多险球，仅一球破网，双方打成平局。北京队重整旗鼓，利用短传配合技术，再进一球。华沙队急红了眼，拼命加强攻势，将比分扳成2平，最后以3：2战胜了北京队。
北京队与民主德国队交锋，也输一球，同比利时队以O：O踢平。北京队虽然在比赛中失利，但是他们英勇顽强的拼搏精神和高超的球艺，却赢得了华沙人民的好评。守门员张俊秀被波兰报纸誉为“攻不破的万里长城”。贺龙也称赞张俊秀和张宏根是中国足球队的标兵。
篮球是贺龙最喜爱的体育运动，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在一0师组织了“战斗篮球队”，1951年，新中国组建了国家篮球队。贺龙对这一时期篮球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除了经常观看他们的训练和比赛外，还参加过许多次重要国际比赛的准备会，同大家一起谋划方略。1957年冬，他在观看中国队同苏联俄罗斯男女篮球队的比赛后，连夜召开了总结会，分析失败的原因。他在听取了大家的分析后，总结说：中国队失败的原因“关键问题是在于有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目前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他经常对中国篮球教练说：“对篮球要提出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都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一定要左右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的球队。”1959年中国篮球队战胜世界强队保加利亚队就是贺龙这一战术的成功运用。
从此，中国篮球技艺愈练愈精，愈战愈勇。1963年，在第一届新运会上，中国男女篮球队以不败战绩，双双摘下桂冠。而且平均每场得107分，投篮命中率达56.6％。在1964年法国马赛举行的中、罗、匈、法4国女子篮球赛中，中国队夺得了冠军。同年，中国青年女队访问古巴，比赛8场不败。这些成绩，标志着中国的篮球运动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
排球是一种重配合、讲技巧、拼势力的体育运动。它从20世纪初就开始传人中国，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50年代后期，中国排球界虽然创造和掌握了“快板球”、“后排插上”、“两次球”、“勾手大力发球”以及“上手飘球”等技术，但都未引起国内足够的重视。中国排球普遍存在着“快攻强，强攻弱；进攻强，防守弱”以及“一传、拦网、防反”技术较差的现象。贺龙针对这一状况，及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球类主要是进攻，进攻就主动。排球的拦网、传球，都是为了进攻。不攻，就没有主动权”。他要求中国的排球队员要大胆摸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途径，指出：“排球的快板，是我们的创造。但是自己不练，让外国人学来打‘师傅’。这是吃了迷信的亏。”“你们要用多种方法来训练：发球、接球、传球、扣球……不要都是一、二、三下子。”国家体委球类司根据贺龙提出的建议，提出了“技术全面、战术多样”的训练原则。
贺龙很重视吸收国际上先进的排球训练经验，时刻关注着国际排球发展的新动向。被誉为“东洋魔女”的日本女子排球队，1960年获得了世界锦标赛的亚军，1962年登上了冠军宝座，1964年又摘取了奥运会桂冠。日本女子排球队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贺龙的极大兴趣。1964年，他主动邀请日本女排来华访问。并亲自到北京体育馆观看日本女排训练。日本排球教练大松博文在训练场上频频给女运动员扣球。其力度之大、角度之刁、速度之快、频率之高、次数之多，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只见姑娘们竭尽全力，不顾伤痛，拼死扑救。有的姑娘精疲力竭，倒地不起。大松竞把球连连向她身上扣去，并大声责骂，直至她挣扎起来接球……这种高强度的训练方法，使贺龙深有感触。他欣赏大松身体力行。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一丝不苟的训练精神，反对他对运动员的打骂作风。他多次召集在京的排球运动员，观摩大松大运动量的训练方法，并组织他们座谈，找差距、学长处、出特色。号召运动员要发扬“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两过硬”(思想过硬、技术过硬)精神，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纪录的气魄，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为祖国争光。在贺龙的正确引导和精心谋划之下，中国的排球技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摸索出了自己的绝招。如北京男排的“平拉开扣球”，从二传到扣球仅用0.8秒，被称为“超音速排球”。中国的“盖帽”式拦网技术则被外国人称为“可怕的拦网一中国的万里长城”。在1965年的国际比赛中。中国男排战胜波兰队和日本队，与苏联、民主德国打成“连环套”，中国的排球技术开始接近世界水平。
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贺龙年岁的不断增大，贺龙振兴我国体育事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他多次对体委的负责同志说：“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的!”“文革”身陷圈圄期间，他仍时刻不忘中国的体育事业。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死去，他虽然未能在奥运赛场看到中国运动员勇于夺冠的雄姿，但是，他的“三大球上不去，死不瞑目”的豪言壮语，却永远激励着中国运动员为实现奥运理想而奋斗不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排球队提出了“滚上一身泥，脱去几层皮，不拿世界冠军不罢休”的响亮口号，苦练基本功，勇创新技术，发奋图强，奋力拼搏，终于在1981年的世界杯赛中首获世界冠军，之后又赢得了世界女排“五连冠”的殊荣。中国的各项体育事业在世界性的比赛中也捷报频传。从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以来到2003年。中国体育健儿已经参加了5届夏季奥运会，获得了80枚金牌、79枚银牌和64枚铜牌。中国还参加了7届冬季奥运会，一共赢得了2枚金牌，12枚银牌和8枚铜牌。2008年，中国运动员又取得了北京奥运会金牌第一的好成绩，实现了中国人的体育强国之梦，也告慰了为奥运泣血铺路的贺龙元帅的英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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