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飞与刘少奇共同生活六年,株连坐牢也六年

时间:2011-12-27 18:26来源:中外书摘 作者:黄祖琳 点击: 载入中...
  谢飞是在何葆贞牺牲一年以后,1935年冬在陕北与刘少奇结婚的。如果算上由家里包办婚姻的周氏,谢飞就是刘少奇的第三任妻子了。

     1913年2月3日,谢飞出生在海南省文昌县湖山乡茶园村一个渔民的家庭,取名“琼香”。她上面有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由于做渔工的父亲经常出海,思想比较解放,谢飞7岁时,虽然家里贫穷,仍送她进入茶园村大宗小学读书。当时她是这所小学里惟一的一位女生。1924年,11岁时,她到了海口,进入海南公学读书;1926年,她又考入设立在海口市的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

     这时,大革命的高潮正以汹涌之势从广东向北蔓延,以冯白驹为首的中共海南岛地下党组织已经发展壮大起来,谢飞的大哥谢明兴、二哥谢明发和三哥谢明久都相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她在海口求学的两所学校教职员中也有不少人是中共党员或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所以,她从这时开始,受哥哥和学校进步教师的影响,接受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时,也积极地投身于海口的革命活动,加入了妇女解放协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组织,还是学校学生会的活跃分子。1927年初,在北伐战争捷报频传的进程中,谢飞在广东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海南岛颇具活力的青年革命女性。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发生,国民党右派势力猖狂地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湖南、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也受到严重挫折,大批农会领袖惨遭杀害。但是,年轻稚嫩的谢飞并没有退缩,她离开学校从海口市回到家乡,投身于地方农民革命运动。当时,她的家里人都参加了农民协会,三个哥哥和她自己都是农军战士,她的三哥谢明久是区委委员和区武装队长。15岁的谢飞担任了区妇女会主任。她走村串乡发动妇女参加农会和妇女会,组织妇女支援前线,送粮食、抬救伤员,为农军战士洗军衣。同时,还组织举办妇女识字班等活动,启发她们觉醒起来,反对封建压迫,倡导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这年7月,谢飞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在革命低潮时最早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之一。

     1930年春天,越南共产党人胡志明受共产国际的委派来到新加坡,在这里先后成立了安南、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谢飞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转到胡志明领导的马共中央委员会做了一段时间的秘书工作。

     1932年2月,谢飞奉调回国,到福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先后担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秘书和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秘书。这时,谢飞二十来岁,已经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工作的经验了。她根据组织的安排,化装成一位海外教授的夫人,将他们的“家”安设在风景秀丽的鼓浪屿岛的外国租界内。有一次,她所居住的公寓突然被警察包围了,谢飞沉着地先搬走了摆放在窗台上作为暗号的花盆,又迅速地将市委机关的秘密文件用水泡软吞到肚子里,然后大声呼唤对面屋子里一位自己平日有所结交的官员太太,让她叫来了她丈夫帮着解了围。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迁入江西瑞金,为了建设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成立了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组织上经过多方物色,决定选调具有从事党的机密工作丰富经验的谢飞到中央苏区首都瑞金,担任国家保卫局机要员。从此,年轻的谢飞便从一位南方地下党的基层骨干进入了中共中央的核心机要部门。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途中,有一部分女干部,如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李富春的妻子蔡畅、后来是张闻天的妻子刘英等,分别跟随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中央直属纵队行动,其余安排到中央纵队的干部休养连。邓颖超、贺子珍等四位女同志因为患病或怀孕,是作为休养干部而安排去休养连的;谢飞等大多数女干部则安排在休养连担负照顾老弱伤病干部和沿途筹粮、筹款、宣传群众等项工作,一般称她们为红军政治战士。

     1935年7月的一天,红军一方面军长征队伍到达四川松潘毛儿盖地区,中央部署准备穿过茫茫水草地带,北上陕甘边境。担任中央筹粮委员会主任的刘少奇在这里召集红军干部休养连的干部、战士开会,与他们商讨筹粮工作和准备过草地的问题。当时中央要求每个红军战士带足15斤干粮。

     部队准备出发穿过草地前,由于休养连需要携带伤病员的口粮和运输各种物资,任务十分繁重。而前面遇到的是茫茫水草地,陷进去就出不来,为了胜利穿过草地,想来想去,她们觉得还是要申请增加一个挑夫。于是,谢飞和钱希钧等几个女战士一同来到中央主管筹粮和后勤的刘少奇的住地。谢飞代表大家直率地对刘少奇说,希望上级批准给休养连增加一个民夫。刘少奇知道,红军女战士们一个个意志坚强,一路过来,她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没有一个掉队,确实不容易,不是万不得已,不会提这种要求的。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下来。

     后来谢飞对人说起这件事,称他们俩人这次是“见了面,又说了话”。而前两次只见过面,却没有说话机会。
 
      谢飞和战友们经过七天七夜的艰难跋涉,终于活着走出了草地。

    红军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暂的休整。中央红军与陕北的红25、26军取得了联系,准备继续向东、向北和向南建立陕北根据地。刘少奇和谢飞因为有了在毛儿盖的初次相识,到达吴起镇以后,他们都投入了筹集物资和扩大红军的中心工作,见面的机会也更多了,因此,两人逐渐熟悉起来。1935年10月底的一天,在邓颖超的积极撮合下,谢飞和刘少奇举行了简朴的新婚仪式,与他们几乎同时举行婚礼的还有同样在长征中走过来的女战士刘英和担负中央总书记责任的张闻天,以及钟月林和宋任穷等。



     1935年底,中共中央为发展和巩固党在华北地区的力量,决定派刘少奇为中央代表去华北主持北方局工作,谢飞作为夫人和助手一同前往。

     刚到北平时,刘少奇和谢飞暂住在林枫的家中,这是位于西四胡同四眼井10号的一个小四合院。半个月后,林枫为他们在新文化街后面的万寿路胡同17号找到一处新的住地。这里也是一个四合院,中央有一棵大树。靠北有一排三间住房,就是刘少奇和谢飞居住的地方。他们与主人合住在一个院。院子的主人是一个姓古的老头,他是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儿子是美国留学生、大学教授。这里相对比较清静,也比较安全。

     刘少奇一方面继续指导北方局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和公开的群众工作,一方面思索和回顾了大革命失败以来党在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连续向中央写了《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等几封长信,提出了实事求是估计形势和实现白区工作转变的思想和理论问题。

     4月底,刘少奇接到中央让他回延安参加全国党代表会议和全国白区工作会议的通知,谢飞随同刘少奇回到延安。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16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山西抗日前线。谢飞跟随一起从延安出发,经设在陕西云阳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到达西安,于28日抵达山西太原。

     就在刘少奇夫妇刚到太原的时候,形势急变,北平和天津分别于7月29日、30日相继被日军占领。刘少奇忙于与北方局各组织及中央电报联系,来不及找固定住地,临时住在地下党员武新宇的家里。不久,北方局机关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正式组建,刘少奇任北方局书记,他和谢飞便住在太原成成中学的院内。谢飞说:“当时抗战形势紧张,我们在太原住两个月,搬了三次家。”

     11月8日,太原沦陷,北方局机关移驻山西临汾帽儿刘村,谢飞随刘少奇一同撤退到刘村,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一个来月。

     12月初,刘少奇奉中央通知偕谢飞离开山西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2月中旬,刘少奇再次偕谢飞来到临汾抗战前线,继续领导北方局坚持山西抗日游击战。直至次年3月临汾沦陷,才率北方局机关转移到大宁,并于3月中旬返回延安。这时,中央决定刘少奇留在延安,参与指挥全国抗日,同时仍具体负责华北党的领导工作。

     谢飞回到延安后,在她自己的积极要求下,进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刘少奇天天忙于开会、写文章和发指示,指导华北及各地的抗战,工作仍然十分繁忙和紧张。

     1938年从湖北汉口回到父亲刘少奇身边的刘爱琴回忆道:“我到了延安不久,哥哥也被党组织接到了延安,我们就像自由的小燕子一样,整天蹦蹦跳跳,高兴极了。”她接着回忆道,有一天,刘少奇把她领到一个女八路军人的面前,对她说,这是你的妈妈。她说,谢飞妈妈“每两周回来一次,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哥哥在延安的日子里,谢妈妈一直像亲生母亲一样照顾我们。平时爸爸工作很忙,谢妈妈就照料我们的一切。后来她在党校学习,回来的次数就少些了”。

     1939年1月21日,刘少奇离开河南渑池,经洛阳、泌阳,于28日到达中原局机关驻地河南省中部的竹沟镇。

     刘少奇这次赴中原局开辟新的工作领域,谢飞没有同行。因为这时她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同时,还有允斌、爱琴兄妹在延安读书需要照顾。

     3月中旬,刘少奇奉命出席中央书记处会议,他对中原局的工作作了全面安排布置后,离开竹沟,于月底回到延安,中原局书记的工作由朱瑞代理。从4月到9月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刘少奇除经常出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和具体指导华北、华中的工作以外,于5月在延安工人学校作了“中国职工运动的简史”报告,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并分别整理成理论著作发表,后者成为中共党建理论史上的里程碑。

     刘少奇这次回延安,无暇顾及家事,但是他还是将送允斌和爱琴兄妹到苏联去学习的事作了妥善的安排。孩子培养的事安排好了,他和谢飞也就可以无牵挂地工作了。

     1939年春,正当刘少奇返回延安开会的时候,谢飞却要离开延安去河南竹沟,两人正好是一来一往。因为中原局急需干部,谢飞结束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学习后,随中央派往中原工作的干部队伍一同来到了竹沟,并担任中原局秘书。到了中原局机关以后,谢飞主动要求分配到基层去开展游击作战和做群众工作,刘少奇同意了。这样,她就从中原局机关来到大别山区的鄂豫皖区党委工作,担任区党委机关干部科科长。
 
     1939年7月,根据中央和中原局指示,为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鄂豫皖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向敌人后方发展,区党委机关除留下部分干部转入地下工作外,大部分人于月底转移至位于合肥东面的东汤池。然后,集合数千人的队伍向皖东靠拢,与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东胜利会合。鄂豫皖边区大批干部和武装力量的东移,为皖东根据地的大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谢飞也在这次部队转移中随大部队到达皖东,她和从延安到达皖东的学生一道,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分派到各地,充实基层干部队伍的力量。

     1939年底,刘少奇从延安返回中原局,在竹沟稍作停留,便率中原局机关,经淮北新兴集到达皖东。刘少奇和谢飞在皖东三黄家村相逢了。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戎马倥偬,相聚是短暂的。由于当时形势紧张,日寇不断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也不断挑起摩擦,为了反击敌人、巩固皖东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率领中原局机关转战各地,日理万机,无暇顾及自己的家庭生活;谢飞则在新四军的战斗队伍中紧张地执行上级反“摩擦”、反“扫荡”的战斗任务。两人虽然同在皖东,却常常没有时间见面。

     1940年4月,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深入皖东北调查和指导工作,至6月才回到皖东,接着,又率中原局机关转移到了苏北。谢飞则受命去皖南新四军军部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她和几位同志乘坐小船渡过长江,到了皖南。完成任务后,他们遇上了日军的“扫荡”,由于敌人的封锁,交通阻断,无法再渡过长江返回皖东。她和刘少奇阻隔在长江两岸。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当新四军军部在叶挺军长和项英政委指挥下,率领万余人的部队向北转移时,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八万余国民党军的伏击,仅二千来人脱险。谢飞在这次事变前后辗转到了苏南。而当时发展苏南抗日根据地急需干部,她担任了余上县委书记兼余上县武装部队独立营政委。因为营长有病,部队实际上由她指挥。

     谢飞指挥一支约600人的战斗部队,在苏南山区与日军、伪军周旋,大小作战二十余次,经常打胜仗。有一次战斗,缴获敌军五十多支枪,一时声震苏南。身为部队指挥员的谢飞,身穿新四军灰军装,腰挎驳壳枪,齐耳短发的头上戴一顶灰军帽,英姿飒爽。老百姓都知晓这位英勇善战的“女团长”。

     曾经在东南沿海叱咤风云、在长征中百折不挠的红军女战士谢飞,经历了在刘少奇身边和延安党校四年的“平静”生活以后,又恢复了自己当年的“红军女战士”的更加激荡的生活。而这正是她所热切追求的。可以想象,生性好闯荡的谢飞,并不满足于在首长跟前当个好秘书、好当家,她注定要自己“飞”。

     从这时起,谢飞与刘少奇事实上已经脱离了婚姻关系。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谢飞指挥的独立营整编到了新四军浙东纵队,后改编为第二十军,不久,谢飞调华东局工作,担任华东地区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

     1949年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入北平,谢飞从华东奉调来到华北,担任华北革命大学第三部副主任;1950年1月,刘少奇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并亲自主持学校的筹建工作。这是中央人民政府以原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和政法大学三校合并为基础而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目标是培养建设新中国的干部。谢飞也于这年担任了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谢飞深感由战争年代转入国家建设,急需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她一边担任领导工作,一边上夜大学,开始了不懈的自学。1952年9月,她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研修法学理论和宪法,同时还选修了国际法和语言学等课程。身经百战、年近四十的谢飞,又专心致志地当起了一名学生。

     谢飞读了四年的研究生,毕业后,组织上调她担任了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主管教学工作。她既当领导,又亲自编教材,上讲堂给学员讲课。她是当时很难得的一位既懂政治又懂业务的领导者。

     谢飞虽然早在1940年时由于环境的变化,也为了到抗战前线去锻炼和贡献自己的青春而离开了刘少奇,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刘少奇在她心中的崇高地位始终没有变。

     “文化大革命”中,多少的造反派组织及红卫兵逼她写“揭发”刘少奇的材料,她没有写过一个字,也没有说过一句贬损刘少奇的话。

     1968年3月的一天深夜,谢飞家中突然闯进几个军人打扮的汉子,将她从屋内架走,押上了一辆警车,送到一处秘密的地点关押起来。这伙人是“刘少奇专案组”派来的。该专案组为了诬陷刘少奇,捏造事实,说刘少奇1936年在北方局工作期间被捕过,写了自首书才获释的,而这段时间正好谢飞和刘少奇在—起,威逼她依专案组的意图写出证明材料。

     林彪、“四人帮”一伙以为可以从谢飞身上得到打倒刘少奇的重磅炮弹,他们将谢飞关押起来以后,前后审讯达二百多次。审讯时不让吃饭,不让睡觉,甚至不让上厕所,一审就是十多个钟头。但是,谢飞的回答始终是一句话:“刘少奇在北方局没有被捕过,他更没有叛变过革命。” 
     谢飞和刘少奇共同生活的时间不到六年,却因为刘少奇冤案的株连而整整坐了六年监牢。在狱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除了车轮式的审讯,吃住条件都很差:冬天没有炉子和暖气,睡的是硬板床,而被子和褥子又破又薄;一日两餐,只有两个小窝头。为了抗议这种非人道的法西斯行径,谢飞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周恩来得悉对谢飞的逼供和折磨情况后,对专案组的行为进行了批评,谢飞才得以在1973年国庆节时获释。出狱时,她已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不久,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区一个“五七干校”劳动。

     打倒“四人帮”以后,谢飞终于得到平反和恢复公职,担任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前身即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离休以后,谢飞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理事和北京市法学会副会长。她仍然居住在公安大学一栋绿树环绕的干部小楼里。她后来没有结婚,也没有生育小孩,和在公安部工作的养子谢冰生活在一起,安享着幸福的晚年。

     当她回忆半个多世纪前和刘少奇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日子,她对刘少奇的远见卓识、深邃的思想,以及对下级干部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态度,仍是佩服不已,其怀念和尊敬的心情溢于言表。

     这就是老红军战士、老共产党人谢飞。
(责任编辑: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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