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顾顺章、向忠发等人的猝然叛变对革命造成的直接危害，也不同于张国焘等人的返身而退、屈居为反革命特务而遗臭万年，曾经大名鼎鼎的革命先进任卓宣（叶青）以及郑学稼——这两人自从脱离革命后，热衷于从事所谓“三民主义”研究，以“学者”面目重新出现，并以所谓“三民主义理论家”载入史册。
尤其叶青，可谓川剧“变脸”的活样板。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一起组织和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曾任中共旅欧支部书记。而当他活着走出反革命的刑场之后，却开始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充当重量级打手，以至于1949年1月中共公布的第二批战犯名单中，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居胡适、于斌之后，位列第57，即最后一名——笔者注）。
以往我们很少“光顾”这些人物，其实，从他们多变的人生轨迹中，可以总结、疏理出中国革命的许多经验教训。
刑场上的“奇遇”：两次枪毙，“死”而复生
任卓宣（1896—1990），字启彰，后以“叶青”的笔名著称，四川南充人。
此人早年的经历合乎彼时一般革命者的共同背景：家庭生活贫苦，少年在乡间私塾读书，后入南充县立中学（校长张澜）学习，毕业后在小学教书，深受梁启超及《新青年》等影响，思想激进。1919年得张澜推荐，离川北上，考入北京高等法文专修馆，为赴法勤工俭学作准备。
1920年，在时任四川省长张澜的资助下，任卓宣赴法，先在里昂附近一家钢铁厂当学徒，后在巴黎近郊一家工厂做技工。其间他目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又接触到大量思想学说，思想逐渐由实业（化工）救国转到无政府主义乃至社会主义。1922年与周恩来、陈延年等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不久，又加入法国共产党，同时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的成员。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转为中共党员，并成为该支部负责人之一（一说为总书记），负责宣传事宜，与周恩来等办报刊（《赤光》等），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25年任卓宣在法国组织同胞游行示威，声援国内五卅运动。6月21日，他带领百余名华人冲击中国驻法使馆，遭到法国当局镇压，作为谈判总代表的任卓宣及其他二十余人被捕入狱。4个月后，任卓宣被驱逐出境，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柏林前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任卓宣自幼勤于读书，又有留法、留苏经历，外语也不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他曾为巴黎公社老社员担任翻译），掌握理论也很快，这都为他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物奠定了基础。到莫斯科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成立，任卓宣是三个负责人之一，也即中山大学支部的负责人。据说由于他曾在法国担任过中共支部负责人，有相应的工作经历，就由他依照前例，建立了支部，可是他又效仿陈独秀，在支部内实行家长制，支委俞秀松等皆形同虚设。1925年冬，王明等来到学校，矛盾自然升级，王明曾与任卓宣开展辩论（即“教务派”和“党务派”之间的辩论），任卓宣不敌王明，支部被迫解散。
1926年底，任卓宣奉命返国。由于其特殊经历，很快在党内受到重用，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继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以上是任卓宣的前半生经历。此后种种，大不同矣，其人亦以“叶青”的面目出现于世间。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叛变过程可谓极具传奇性。
1927年末，由于党组织连续遭到破坏，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被捕，任卓宣被调到湖南，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并负责领导长沙一带的革命活动。是年冬天，任卓宣因叛徒出卖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某日午后，当局枪决“共党要犯”，有10人从狱中被提出，任卓宣为其中第7人。至刑场，10人依次排列，随即枪声大作，众人陆续仆地。任卓宣呢？枪声过后，他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他撞击在地不能动弹，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掠过耳际。倒在地上的任卓宣听到有人说：“这个人没有死，补他一枪。”结果枪声响后，仍没有击中要害（一眼被击穿）。此时行刑者已撤离刑场，而任卓宣已昏死过去。是夜，天降大雪，任卓宣被寒冷激醒，突然听到有人说：“你还没有死吗？”任答：“没死，请你补一枪吧。”那人又说：“我并非官家人，我是来‘剥鬼皮’（即剥死人身上衣服——笔者注）的，我可以救你，你家在哪里呢？”任卓宣忙说：“我家在四川，在长沙还有一个表妹。”说罢，那人挽起任卓宣，急急离开刑场，就近送到一个农人家中。此后，得到通知的表妹把受伤的任卓宣送进长沙的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外国教会开办的，虽然知道病人的来历，但为了“救死扶伤”，仍尽心医治。这就是当年国民党“清共”在长沙留下的一个奇闻：两次枪毙，有一个共产党人居然还能死里逃生。
“落水”后的灰色地带与灰色人物
在医院调养期间，正是“立三路线”大行其道的时候，任卓宣很快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仍然在党内负责，还相继领导了长沙、平江、浏阳、醴陵等地的暴动，但不久又被国民党当局发现，再次入狱。奇怪的是，任卓宣第二次被捕后，却失去了先前的英勇和壮烈，这次他彻底告别了共产党，并走到了共产党的对立面。他对国民党长沙法院副院长左国雍说：“我在共产党的政治生命已经死去了！今后我要追寻我的新生。”什么“新生”呢？在左的介绍下，任成为驻湘的川军第20师少校政治教官，专门为国民党训练反共干部。历史上向来有“早（晚）死一年是好（坏）人”的俏皮话——设若任卓宣此前死在刑场，则当然成就了他烈士的英名；偏偏造化弄人（当然是他自己在思想上和灵魂上发生了剧变），此后“叶青”就以叛徒二字牢牢地钉在史册上。（历史上也有“晚死一年是好人”的例子，比如杨度。彼人系袁世凯称帝时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晚年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名战士。）
192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通告，揭露了“李涤生、任卓宣、符向一等为敌人卖党捕同志破获机关的侦缉工作”。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也提及国民党“清共”中“四川人任卓宣遇着奇异的命运”。郑超麟说：“任卓宣也是贫苦家庭出身，他是属于中国旧小说常写的一种典型，朱买臣式人物：一个穷苦人家子弟，天分好，肯用功，渐渐得到巨眼者赏识，遂飞黄腾达起来，于是忘记了而且贱视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朱买臣报了怨后，结果成了一个赃官。当代的‘朱买臣’，有许多走到革命来的，他们不过视革命为飞黄腾达的捷径。我常遇见这种人物，他们靠不住的居多。但任卓宣是个老同志，‘少年共产党’发起人之一，继赵世炎和周恩来做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书记，在法国为领导运动被判一年徒刑。如此努力和忠实，以致我把他看做同世炎、延年、若飞等一个典型人物。过去党内并非没有叛徒，几次大案多是内奸造成的，他们或是敌人埋伏的奸细，或是自己变节。我们都视这些内奸为‘投机分子’，本与我们属于不同的族类。任卓宣是我认为同族类之中第一个叛党的。我们起初都不相信湖南来的报告。陈独秀表示气愤，他说：‘卓宣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不要诬蔑他。’老头子只见过卓宣一二面，他是根据过去的通信，言论，行事，视卓宣与我们这批工作者一个样的。老头子绝不怀疑我们之中有人能做出这种事情。不幸，湖南来的报告证明是事实了。我们对人从此多了一种认识。”
郑超麟这段话可谓语重心长。革命队伍中，如任卓宣这样的人并非绝无仅有，实有总结和警示的必要。不过，此处大有玄机的，是如何“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的？或者，当时之其人，是否有什么不能言说的苦衷？笔者多年查询此一关节，终于有幸在吴福辉先生《沙汀传》一书的“辛垦书店”一节中找到了答案。
晚近中国出版史上著名的“红色书店”之一辛垦书店，曾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为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作出过显著的贡献，1927年3月由四川共产党人杨伯恺等创办。杨同时担任中共文化支部书记。叶青当时也是该书店的成员之一，并被聘为总编辑，他的“学者”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沙汀传》在“辛垦书店”一节中记述：“青锋（任卓宣的一个笔名，是他返回四川后使用，当时他创办《科学思想》，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到上海后改名叶青，在大兴坊与‘辛垦’同事会面。他倒很坦率，讲述了在长沙两次被捕的经过：第一次被捕后枪决，未击中要害，被群众救出治愈；第二次被捕自首。但他怪组织上不听他的劝告，硬要用他的住处搞通讯联络。然后表示，从此只埋头译书写书。”
在湖南做了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政治教官后，叶青回到故乡，“自称今后当脱离政治生活……效陶渊明之隐居，长为农夫以没世”，果真如此，倒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可是，他真耐得住寂寞么？不久，叶青到了成都，给自己的师长和著名民主人士张澜（当时正在主持四川大学）做秘书（一说依靠刘湘任成都大学图书馆主任），又创办了《科学思想》旬刊，以“不再盲目的相信主义”为名，意欲“继续和完成‘戊戌’、‘五四’以来思想界底破坏和建设——思想革命到底”。也就是说，他要另起炉灶了。尽管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暧昧的了，不过在当时却可以迷惑许多人。至1930年，叶青得友人之邀，赴上海加入辛垦书店，从事编辑和著译。《沙汀传》中说，当时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得知即将加盟的“青锋”（即叶青）是中共叛徒时，都表示反对，但杨伯恺却解释说“青锋”来沪一事，是经中共四川省委点头的。这样，辛垦书店的几个发起人才勉强答应。“从此，叶青加入辛垦书店。他在住处整天伏案写作，身边带来个南充青年周绍章，替他料理生活、抄稿。叶青无论吃肉吃菜，都要求与饭一锅煮。对生活要求之简，连崇拜他的周绍章都吃不消。他的迂，成为大兴坊（书店所在地——笔者注）人们谈笑的话柄，称其为‘老夫子’。叶青很快交出翻译的普列汉诺夫《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及其他论著，他的学问是明显高出别人一筹的。‘辛垦’没有正式编辑，叶青来后，成了书店的总编辑。”此后，由于辛垦书店不断出版了一批进步书籍（还发行了《二十世纪》、《研究与批判》等杂志，均由叶青主编），在社会上也有了一些名声。
1932年8月，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派遣“复兴社”特务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压迫出版界。“北新”和“良友”等进步书店先后蒙难，杨伯恺忧惧“辛垦”也会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叶青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但两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叶青还是到南京找过周佛海，彼时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的调停，“辛垦”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任白戈、沙汀等决定脱离“辛垦”，而当时职任左联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扬也支持他们离去。杨伯恺一再挽留，最后建议他们与叶青谈谈。“叶青这时单独住一栋弄堂屋子，将南充的弟弟妹妹接来帮他料理生活。他比起刚到上海时阔气多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任白戈未到。叶青见了沙汀，口若悬河，大谈书店前途，似乎‘北新’、‘开明’也不在眼里。沙汀问他去南京是怎么回事，他明明懂得问话的用意，却狡辩道：‘那是有人介绍（给）我一位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随即谈自己如何满意，单等对方毕业后结婚，现在双方通信，讨论治学，将来准备也出本《两地书》，连结婚的费用也可解决……”
以上是难得的对叛变后的叶青的文字描写，由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粗浅的印象：叶青的叛变，尚不是彻底与无产阶级革命分道扬镳，其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当时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人）。坊间传说，1930年10月杨开慧在长沙被捕，叶青曾向何键献策，称“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即可获得自由，但随即遭到杨的严词拒绝，不久杨壮烈牺牲。其实，杨开慧被捕之时，叶青业已在上海加盟“辛垦”，埋头译书，他似有“不在场”的证据。
暧昧与吊诡：号称“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叛变后的叶青，特别是他从创办《科学思想》到在上海从事文案时的表现，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的叙述中都是说他“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云云。为什么指认叶青是中国的“托派”（其同伙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吴曼君、张绚中等）？这要具体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以及此后“宏大叙事”中的特别表达来看。时至今日，“托派”案已重新解读了，换言之，且勿论“托派”的是是非非，即以叶青而论，他果真是一个“托派分子”么？真正“托派”且以此自豪的郑超麟并不把叶青视为自己人。叶青自己也否认是“托派”。抗战爆发后，在武汉有几出关于“托派”的著名诉讼案，中共长江局的王明等指认陈独秀等是“托派”、“汉奸”，把叶青也刮了进去，叶青还聘请律师登报予以澄清，后不了了之。
叶青是迟至1939年才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伧和潘公展介绍重新加入国民党的，当然，这个国民党与此前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已大不一样了。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的中国思想界，叶青表现得异常活跃，在著名的哲学论战中，就有所谓“新康德主义”的张东荪与叶青之间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不过，在左翼学者看来，两人的实质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由于叶青“托派”的名声在外，辛垦书店和《二十世纪》承受不起一波接一波的压力，叶青只好退出，另与郑学稼等组成“真理出版社”，后又创办了《时代思潮》杂志。其实，叶青之所以色彩驳杂，不外是他的“反共”与当时其他“反共”人士的著作（多系武断和粗制滥造的宣传品）不同，即他号称自己是一位“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又带有一定的“学术性”（如他后来所自言，他的“反共”“是从学术上着眼”的），形式上又是所谓“不反之反”。他号称“中国虽不需要共产主义，但马克思主义诏其所包涵的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等，仍可单独地成为一种学术思想，加以研究和运用”，并且动辄拾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语，加以旁征博引，不惜文章佶屈聱牙让人看了昏昏沉沉，这在人们尚不能很好地辨别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时，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还没有凸显之时，“叶青”在中国思想界的出现带来了一点暧昧和吊诡。就在上世纪30年代的理论热潮中，很多人还错以为他就是理论界的“马克思主义派”的代表者，这不仅因为他提出了许多貌似“学术”的问题（又有所“创新”），还因为他以其译著数量庞大而吓人不轻（另有《费尔巴哈论纲研究》、《论理学问题》、《为发展新哲学而战》、《救国哲学》等大批哲学著作——编者注）。
率先攻击“毛泽东主义”，延安掀起“批叶”高潮
“反共的马克思主义者”叶青，到抗战时期索性成了“三民主义理论家”。
原来，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会后遂有“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宣传潮流，其中叶青的言论最为突出。他召集了一些人发起了所谓“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而当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发起的“反共”高潮也是以他的理论为核心的。叶青也达到了他一生“反共”理论的巅峰时期。他明白无误地宣布：“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理论迅即遭到中共理论界人士的批判。毛泽东于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中说：“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合适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
面对叶青等国民党“理论人才”的污蔑和进攻，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艾思奇、吴黎平等相继发表文章加以反驳，形成了延安理论界对叶青等人的批判高潮。
有意思的是，也是因为叶青的一个偶然的因素，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似是水到渠成地提了出来。原来，1941年叶青在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文章之后，在重庆出版的《抗战与文化》杂志撰写读后感，文章中率先提出了一个概念——“毛泽东主义”。当然，叶青是想说“毛泽东主义”是所谓“中国的农民主义”，即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一个再版”。无疑这是他在攻击“毛泽东主义”。1942年2月18日，延安理论家张如心在《解放日报》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驳斥叶青，但接着叶青的说法，提出“毛泽东主义”，后来又有王稼祥等修订为“毛泽东思想”。至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报告中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
1940年，叶青受国民党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邀请，赴江西参与指导“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并在国立中正大学任教和创办“三民主义研究会”，影响达于周边诸省，受到蒋介石的赏识。1942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战时青年训导团主任康泽分别电邀其返回陪都，加强“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在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表扬之后，叶青发起成立“中国三民主义学会”。此后他又相继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专门委员、中组部研究室主任、战时青年训导团研究室主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干部学校教授、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等职。
败退前夕，蒋介石问计于叶青
晚年的叶青著文《我为什么反共？》，回顾了他的叛变和反共经历：旅欧回国之后，“一面参加共产党底工作，一面也参加国民党底工作。后来因国民党清党，自然脱离了国民党。由于共产党实行盲动主义，盲动底结果，大批党员被捕，甚至被杀，也自然脱离了共产党。我也是这样。当时深感盲动主义之不当，它以党员为牺牲，以群众为刍狗。”继之，他说：“我反共是为了国家，为了中国。从前在法国赞成社会主义，加入共产党，是为了参加劳动，同情工人，乃基于局部的事实。现在知识广，经验多，了解中国底历史趋势，亦即了解全部的事实，自然根据中国需要，从事反共了。”
这段说辞由所谓“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反共元老”、“反共专家”甚或“反共教父”的叶青说出，自是堂而皇之。而按照叶青自己的划分，他的“反共”可以分为“哲学反共、思想反共”和“政治反共、实际反共”两类。前者，是在哲学和思想领域通过著述来从事“反共”；后者，则是历史和现实中的“反共”。他的得意之作是抗战前夕针对中共要求停止内战的口号，针锋相对地提出所谓的“统一救国”。他后来回忆和表功说：“大概是在二十五、六年间（即1937年前后——笔者注），共产党推行‘人民阵线’运动，因而有‘救国会’之崛起……当时共产党底口号是‘联合抗日’，不好反对。而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共同抗日，显然有利于共党共军，不利于国党国军。于是我主张发表宣言，展开‘统一救国’。这是共产党不能反对的，但又有损于共产党，因其要将‘边区’军政大权交于国民政府也。潘公展（国民党CC系骨干，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笔者注）大为赞成，在上海发起‘统一救国’十万人签名运动。他办有《文化建设》月刊，我告其主编樊仲云，即出版一个‘统一救国’专号，以压倒上海日渐流行的‘联合抗日’口号。他深以为然，遂发信征稿。”叶青这种弥合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论调迅即遭到当时左翼阵营的猛烈批驳，被指控为“托洛斯基派”、“日本警犬”、“民族败类”等（除叶青之外，还有郑学稼、张涤非、任一黎等）。中共方面也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追究叶青等人“破坏统一战线”之罪，但叶青却因“反共有功”获得蒋介石的关注和赏识。当时蒋介石、汪精卫、陈诚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先后接见了他。叶青多年后仍有受宠若惊之感，他回忆说：“据说共产党反对我的事引起了当时蒋委员长底注意。中国人这样多，为什么共产党独怕叶青呢？因此想看我为（是）何（如）人。”
此后叶青把自己牢牢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不遗余力地充当反共内战的急先锋。他除了不断著文为国民党的“戡乱”献计献策之外，还曾发起针对政协会议的“三民主义宪法促成会”等，甚至亲自组织反共示威游行（自称是“主战派”）。1948年底淮海战役之际，时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执行委员的叶青提议在南京举行十万群众的“反共示威大游行”，“以支持徐州底反共将士”，又赴各地“劳军”和发表反共演说（组织巡回讲演团），出版反共书刊（《共产党问题》、《反共问题》、《中国目前的变化及其出路》、《为谁而战》、《新路线》等），无奈国民党已经分崩离析，尽管叶青“一心反共，不计其它；只知谋国，不管己事”，甚至母丧不归，颓势也无法挽回。
1949年，“引退”回乡的蒋介石在奉化溪口会见了叶青，并向他问策。叶青回忆说：“我当详陈戡乱失败之故，以为是实行三民主义不够、不快、发生毛病所致。总统以为然，要我写出来。”7月，叶青受命担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旋即代理部长，所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叶青为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拼命打气，他奔波于西南，所谓指导宣传业务、剖析对时局的看法等，号召开辟“第二战场”和“经济战”、“思想战”，“重振北伐精神”，组织“远东反共国际”，等等，以鼓舞早已瘪空了的旧政权的士气。
一生概括：“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
1950年春，叶青由海口回到台北。他是最后一批抵台的反共干将，因无颜面对“反共不利”的指责，辞去了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转而任教于一所“政工干部学校”。不过，蒋介石仍然非常器重他，授命他为“总裁办公室”下的设计委员会委员、党务顾问、训练委员会委员。叶青以自己的使命是“写作和讲演”为由，未接受。
晚年的叶青苦心经营他此前在大陆创办的一个反共书店——帕米尔书店。这家书店在台湾复业后，专事出版反共书刊（如《政治评论》半月刊）。叶青自己更是笔耕不辍，撰写了大量的研究三民主义和反共的书籍、文章。（后来结集成的《毛泽东思想批判》一书，就是他为反共广播而撰写的广播稿，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批判》、《中国向何处去》、《共产主义批判》、《共产党“土地改革”批判》、《阶级斗争批判》，等等。）此外，当时大凡台湾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反共报刊，如台北《民族报》、《中华日报?思潮》、《战斗周报》、马尼拉《大中华日报?思想》等，均由其操笔主持；至于讲演，叶青可谓劳碌，台北乃至环岛，以及“冷战”开始时中国周边建立的所谓“亚洲反共联盟”、“世界反共联盟”等组织，皆有他的声音。讲演内容也不外是“国父遗教大纲”和所谓的“匪党理论批判”，这些讲稿又分别被列为台湾军方各军事学校的政治教材。
叶青认为中共内部没有称得上有“理论”的人，如王明（陈绍禹）只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身后的“一个黄口小儿”；而毛泽东呢，叶青说：“自从《论新阶段》出版以后，我对毛泽东的看法比较不同。他的‘马克思主义底中国化’问题之提出，证明他懂得一些理论。那时他叫出‘学习’底口号，想‘认真学习一点东西’。两年以后，看见他在《解放》第九十八和九十九两期合刊上的《新民主主义论》，觉得他有相当的进步。”于是，“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叶青从来就是自居为“理论家”的，如今他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称为“理论家”，这不是恭维，是认为自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论敌。
晚年的叶青在《我反共经验底总结》一文中总结道：“我反共约有四十五年之久，已分成我在上海反共、在武汉反共、在重庆反共、在南京上海广州反共、在台北反共五期……可以说，用笔墨唇舌反共，在中国究竟有几人如此，而且又历时四十五年未尝停止或间断呢？”这就是“反共理论家”叶青的自供状了。所谓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实堪称20世纪反共之第一人，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了。
叶青退休时，曾获蒋介石颁发的“云麾勋章”。1965年4月4日，时逢叶青七十大寿，台湾当局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为他举行了签名祝寿活动，到场者三千余人。蒋介石“钦赐”寿匾，名流显要如张群、何应钦、白崇禧、谷正纲、盛世才、叶公超、毛子水等亲到现场为之祝寿，礼堂挂满屏联、书画和诗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主席的万耀煌在祝寿诗中直书：“名以叶青显，文因反共多。”可谓概括了叶青的一生。
晚年叶青的著作和传记，大多是在他创办和主持的帕米尔书店出版的，那些所谓“评传”，内容也不外是颂扬其“反共斗士”的“光荣历史”。
叶青虽然叛变了共产党，不过有一条他似乎还留有共产党的痕迹，那就是终其一生，以过着“苦行僧”的生活而著称，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共宣传中。最后，前引《沙汀传》中关于叶青欲娶“中央大学文史系的女学生”一事，也可于此曝光：叶青的妻子，即后来台北成功大学中文系主任尉素秋（前中央大学的才女之一，曾与沈祖、曾昭、徐品玉、王嘉懿、龙芷芬、胡元度等共投在吴梅、胡小石、汪旭初三位大词人与名教授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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