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温生才的这句粗话，还真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骂醒了昏昏沉沉的广州守备。经此一事，张鸣岐对新军大加整顿，除了加强日常训练、调整军队内的满汉矛盾，他还在广州实施戒严，加大了进出城的检查力度。

　　这使革命党起义的计划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运送的弹药被清兵搜出，另有一批从安南和日本方面的军火未能如期到达。驾驶起义列车的黄兴发现温生才突然出现在前方铁轨上，或许当时也不由自主地爆出一句粗话。加上列车也出了点毛病，他不得不马上按下紧急刹车，起义时间不得不一改再改。

　　4月26日晚，黄兴通知胡汉民、赵声等香港革命党人次日起义，但是，香港至广州的末班船已经起航，在港的革命党人买不到300多张27日早上回广州的票，便请求将起义推迟到28日。而27日，广州形势已危机四伏，清吏已经开始搜查疑党。

　　起义的列车面临翻侧的危险。黄兴决定事不宜迟。但原定的进攻广州的十路，这么一折腾，事实上大部分都无法到位。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和120余名革命党人直扑满清两广总督署。这就是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

　　革命党参与人数最多、准备最充分的一次起义却这样仓促地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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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生才是清末革命党人鲜有的成功暗杀案例， “杀是杀掉了，但却对随即到来的起义，制造了很大麻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这样评价道，“在技术上，直接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这样说来，这些孤胆英雄式的暗杀之于革命，到底价值几何？

　　“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这是革命党人吴樾于1905年在《暗杀时代》一稿中写下的一句话。“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二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这是吴樾为“暗杀时代”下的注脚。　

　　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暗杀时代。“暗杀已成为晚清社会氛围的重要记忆”，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的学者陈佑慎指出。

　　在这中华帝制最后的十年里，年年有暗杀发生。自1900年史坚如案起，至1912年彭家珍炸宗社党良弼，暗杀事件爆发不下50次，党人先后筹组16个暗杀团。案发地点蔓延全国，不仅仅北京天津或上海广州，就像边陲云南，甚至在海外，清吏都未必得以幸免。

　　革命党人的暗杀， 其实更重要的是宣传和震慑。“同盟会时期的暗杀恐怖手段，更强调的是‘唤醒’国人、作励党同志士气”，陈佑慎认为。正是在这不计成败的暗杀潮中，革命者宣示了自己的存在，令当政者闻风丧胆。

　　把暗杀作为革命要义的吴樾不只是写写文章，他把理论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当人们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读到他的遗作《暗杀时代》时，26岁的吴樾已经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血肉横飞，烈士成仁。准备出洋考察西方立宪的朝廷五大臣虽然只受了轻伤，事件却震动全国。吴樾成为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牺牲奉献的象征，并被同盟会追认为会员。

　　一次次起义的失败，让革命党人更愿意投身到较低成本的暗杀活动之中。暗杀，成为革命的一种形式，一个人的革命。“当年的革命党，似乎个个都信奉英雄史观，都以先知先觉自居。他们固执地相信，国家必须由他们这些人来拯救，而且也能拯救。”张鸣在《辛亥，摇晃中的中国》中这样写道。

　　同盟会重要人物汪精卫，起初并不赞成搞暗杀。他认为：“革命是何等事业，乃欲刺杀一二宵小而唾手得之？直小儿之见而已。” 而到1908年，革命党人的多次武装起义纷纷失败，《民报》被查封，他被人嘲笑为“远程革命家”。这位经不起指责的薄脸皮美男子，抱着炸弹和美人就上了北京。

　　在“黄花岗起义”中眼睁睁看着兄弟死去的黄兴，逃出生天后，也义无反顾地投身暗杀事业当中，要以暗杀为牺牲的同志复仇，激励革命斗志。他派自己的姨甥李沛基，成功炸死新任广东将军凤山。这次行动，是革命党人一次全身而退的成功暗杀。

　　遭遇革命党人数次刺杀的李准，都幸免于难，而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却站到了革命党人的一边。胡汉民后来甚至承认，革命党人之所以能够顺利取得广东政权，以李准之功劳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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