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于破落仕宦之家，原名懋淼，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
    他是最早报道革命后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中共三大，起草党纲；
    此后多年间，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理论建设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初识瞿秋白，还是在语文读本中的那篇《觅渡、觅渡、渡何处》，“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将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从此他在高中历史书主持党政治会议的单调的政治形象，莫名得在我心中开始转化成了一个矛盾的个体。
    在之后，我开始近乎疯狂找寻一切关于瞿秋白的传记、文章，饥渴地弥补着自己对这样一个真实美丽的人物的空白，在慢慢追寻他的脚步的历程里体会到了那些深入了瞿秋白身体乃至灵魂的精神印记。
    时常我控制不了自己有些激动的情绪，很想对所有人讲述我心中“这个美丽的人”。
    我不想把瞿秋白定位为一个多么伟大高明抑或失败的领导者或政客，我想他更适合被形容为一个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情节，真挚单纯而又虔诚地面对自己的追求乃至内心的文人抑或革命者。
    文人的情感世界总是丰富的，有着诗人气质的瞿秋白更显得多愁善感与敏感抑郁。在生命行将结束前，他以诗文抒发心中的怅然：“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又以《多余的话》对自己本该以“英勇就义”的革命血色完美结束的生命，进行了近乎残酷的剖析，甚至后来被某些不良动机者以此为污蔑其革命性的证据。
    无可否认，此时的瞿秋白对政治的倾轧已经无比厌倦和疲惫，他以一个行将就木的姿态剖析昭示：只有这样坦率直诚的文人，才会在生命终结前，有如此坦诚，如此冷静，甚至于偏执的自我反思与质疑，也只有这样坚毅真实的革命者，才会在尖刻地反思自己的革命之心、政治信念与能力时，仍旧对红色革命、对这个黑暗的世界充满了理想主义者的信心和斗志。
    矛盾，也许就是对瞿秋白在内心与现实问挣扎游移的最好诠释。
    他一方面是面容清俊，温文尔雅，沉默冷静，平时不爱多话，另一方面却又果敢叛逆，奋不顾身，奔走在血与火的前沿，并且爱憎分明，思想犀利，为追求真理矢志不渝；他一方面“会怀念着文艺而“怅然若失”’，带着和气优雅的文人气质，认为自己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另一方面，却又受命于危难之际，以天下为己任，在政治的火海里与敌人不断斗争；他一方面在内心对作为革命理想的操作形式的权威主义政治，有着难以逾越的陌生感和根深蒂固的排拒感，另一方面却又毫不缺少同敌人坚定斗争的政治热情以及过人的政治才华，绝不是某些人所谓的文弱书生式的政治低能儿。
    瞿秋白一生都挣扎在这些尖锐的矛盾里，不断地促使自己追求革命理想、斡旋在政治之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从学生运动领导人到党的领导人的转变中，他没有倒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中，却被那些当年的“战友”与同志排挤到革命的角落，推向了死神的脚下。当最后他以一句“此地很好”，以温和从容的姿态陨落在了这一贫瘠而又优美的土地上时，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梁衡在《觅渡》中所言：“他多么想靠上那个码头，但他没有，直到临死的前一刻他还在探究生命的归宿。他一生都在觅渡，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傍到一个好的码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
    他如凤凰般，耗尽一切后，只有等待一场涅檗。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不无悲观地说：“扮演舞台的角色终不是‘自己的生活’，精力消耗在这里，甚至完全殆尽，始终是后悔也来不及的事。”
    瞿秋白，最终以一场伟大的死亡结束了燃尽他短暂一生的革命事业，离开了这个给过他信仰与辉煌，同时也给过他无数痛苦与浮沉的舞台。
    但是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后悔了，“这世界对于我仍旧是非常美丽。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美丽的世界，还是充满了光明与希望，总还会有那么一群人会继续为着他曾经追寻的理想，不断的斗争、斗争，只是他将要离开了，他觉得累了
    总有人说，瞿秋白文华斐然、才艺精绝，该是去当一个专供文艺的工作者，而不该是不自量力的去深入革命。
    “如果他一开始就不闹什么革命，只要随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会成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金石家、书法家或者名医。梁实秋、徐志摩现在不是尚享后人之飨吗?如果他革命之后，又拨转船头，退而治学呢，仍然可以成为一个文坛泰斗。”但是，正如瞿秋白文中引用的《罪与罚》的一句话：“仅只一‘生存’对于他总觉不足，他时时想要再多的一些。”
    瞿秋白不想仅仅做一个文人，离开故地的他总会想做出更大的事业，希望能够拯救更多的人。其实瞿秋白不是不适合当一个革命者，他有足够的与敌人斗争的勇气和智慧，他只是不适合当一名政客，像很多文人一般，他太浪漫，太理想，也太单纯。
    死亡对瞿秋白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罗汉坡的一声枪响，终于结束了一个体弱多病的身体，也结束了一个矛盾重重的灵魂。
    一个才华过人的文人，一个不屈不饶的战斗者——瞿秋白以他的坚韧意志和自我剖析的品格，撕破了生命与社会中无边的黑暗，只是他在这样的高瞻远瞩却又被无限挤压的位置上，已经没有了再向前的动力，“心与智不调”，他只有寻这一桃源，避开他不愿面对的战火。
    “六七年来，不过现实的生活了，心灵的病久已深入，现在的精神的修养中，似乎觉得：流动者都现实，现实者都流动。疗养院静沉的深夜，一切一切过去渐渐由此恢复我心灵的旧怀里：江南环溪的风月，北京南湾子头的丝柳。咦!现实的生活在此。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一畅……亦就是一次痛痛快快的亲切感受我的现实生活。”瞿秋白在成为党重要领导人的那段时间，为革命理想奉献一切的那段岁月，他觉得自己不是在现实的生活，已经远离了自己真实的情感，他没有了为自己跳动的心，只有了一颗属于革命的心，而这颗心也已被伤个彻底。
    不知道瞿秋白是否相信世间有来世，他狱中写过的那句“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也不知道他是否狠喝一碗孟婆汤，忘记这场喧嚣的人生“闹剧”，远避秦火，寻一片桃源?
    《多余的话》最后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临近死亡的遗言，却如同与亲近的朋友叨叨家常，这样矛盾挣扎过后最终回归平和的瞿秋白，可爱得让人心疼。
    “欲知治国平天下，原有英雄大圣人。”他不觉得自己是圣人，那么可以离开了吧，把不适合自己的事业，把风云变幻的舞台留给那些真正的“英雄大圣人”。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秋白还是如此浪漫。
                                      摘自《大江周刊 焦点纪实》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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