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老继续说，后来，便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起初，我参加生产队的社员大会时，几乎队队都是一个样，一眼望去，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大人极少。后来才了解到：成年人都是逃的逃，死的死，两位下放的医生如实告诉我：“成年人劳动强度大，营养跟不上，分到那点食物也都让给自己的娃娃们了，所以孩子死的就少些。”我无法忘记五星生产队董家上屋的景况，这里“五风”带来的流离、饥饿、疾病、死亡，令人惨不忍睹，怵目惊心。有些老人告诉我：去冬今春这个大屋的死人没有人埋，还是调外队的劳力来埋的。死的最多的一天，这个屋死了8个人。有的死人在室内停久了，眼睛和头脸的皮肉都被老鼠啃光了。

钱老说，当时，我以为徐桥公社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别地方的特殊现象，但是，后来我了解到，全县、全地区乃至全省，农村问题到处都很严重。

1961年，安徽省在困境中勇敢地迈出了一步，推行了“责任田”。我所在的公社、大队迅速由点到面迅速推广，广大农民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生产积极性就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责任田”推行速度之快，效果之好出乎我们预料。首先是农民喜笑颜开，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东方刚刚放白，大人小孩就主动背起粪箕，扛起屎勺去拾肥；过去无人问津的荒田荒地，现在争着要耕种；连丢在田野里的大型农具，都有人扛回来修好；农民们走亲访友去兑换良种；毁坏了的小型水利设施，社员们都很自觉地主动兴修。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外流劳力纷纷返乡归田。尚未回归的，在家的父母、妻子、兄弟就托人寄信去催他们回来，我们这些代笔者忙得不可开交。农民们那股渴望搞好生产的劲头，的确是我十多年(除土改外)来第一次见到。经过农民们不到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早稻取得了好收成，中稻、晚稻也丰收在望。我住在韦屋队，一共有16户人家，早稻收成多的农户有2800多斤，一般的农户也有2000斤，少的也有1000斤，中晚稻预产比早稻还要多。田头地角的小杂粮户户都有，家家户户都在建仓储粮，忙着准备饲养家禽、家畜……

可是，就在这时，传来上级“改正”“责任田”的决定。

这时我已调到太湖县任宣传部副部长兼县党校副校长。当时我正率党校一个班进行轮训，来自实践的学员们对“责任田”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多数学员认为，中央某些领导不了解下情，不知道民意。要求对“责任田”的功过是非重新评估，并恳求我们代为反映他们的呼声。三月底，在贯彻新改组的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后，我根据决议精神和学员们提出的问题，再次深入到农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回县后，在党校轮训班上，分别召开了多次山区、畈区的社队干部座谈会，就“责任田”问题展开广泛讨论。许多来自农民中的真知灼见，使我受益匪浅。在一次县委工作会议上，我分别找了山区和畈区的几位区委书记，听取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对“责任田”的不同意见，尔后我又查阅了县档案馆的一些有关资料，进而翻阅了一些文献和经典著作。通过进行反复论证，我感到：社会就像一个大实验室。哪种形式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哪种形式阻碍甚至破坏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知道得最清楚，基层干部心中也有数，经典著作中也有基本的、比较明确的答案。经过深思熟虑后我从思想上得出结论：实施推广“责任田”，不仅适合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一种责任制。

为了使“责任田”继续实行下去，广大农民免受折腾，我毅然决然上书中央，如实反映民意实情，直陈己见。因为此事关系重大，能拍板的只有毛泽东主席。所以我想，要上书就直接给毛泽东主席上！

我“上书”中央主席是我的权利，如我“以言获罪”，那是党之不幸，国之不幸

钱老在讲到如何确定“上书”的标题时说，当时我想到楚汉相争时，萧何连奏三本向刘邦保荐韩信的故事，并从中得到启发：最后我决定以“保荐”二字为主题，即：对“责任田”不仅要“保”，而且要“荐”，较为言简意赅。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