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艺术团赴海外商演，是整个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利用外资进行对外艺术交流，既可扩大宣传，又可广交朋友，还可赚回可观的外汇，名利双收，一举三得。
    中国派遣艺术团赴海外进行商业性演出，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那时主要着眼于对外宣传、扩大国际影响和寻求友谊，不以赚钱为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和很多国家尚未建交，特别是同西方国家来往甚少。为了冲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配合外交工作，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往往通过海外友好组织和人士，或者通过他们介绍的一些外国演出经理人，将我国艺术团体介绍到西方国家进行商业性演出。为了便于开展此项工作，经国务院批准，于1957年在对外文委属下成立了中国演出经理公司(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前身)，负责与外商谈判和签约。由这个机构负责，先后向欧洲、北非和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派遣杂技和综合艺术团进行商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初创时期，演出数量不多，也没有来得及很好地研究和总结，更没有形成制度和规模，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十年浩劫，使这一刚起步的工作中断15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并有了长足发展。
胡耀邦的三次次批示
    对外商演工作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与中央领导、特别是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他曾三次批示，力挺对外商演工作。
    第一次批示：1979年5月，由红线女领衔的广东粤剧团一行60人赴香港、澳门演出，这是我国地方戏曲在文革中被禁锢十多年后第一次出访，受到港澳同胞热烈欢迎。不仅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且还获得30多万港币的演出报酬。我们作为承办单位，事后由我执笔写了一份《在港澳地区进行商业性演出大有可为》的简报，当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看后于8月23日批示：“这是一个好消息，我赞成大干。既可扩大影响，又可得到可观的外汇，只要精心筹划，一年去几十个演出团体我看也有可能，建议文化部与有关部门认真研究一次，并且迅速着手抓。”
    在胡耀邦总书记批示的鼓舞下，文化部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起来，把对外商演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当作大事来抓，不断开拓前进。当年即派出东方歌舞团、中国京剧院四团、中央乐团合唱团、甘肃省歌舞团等七支演出团体，第二年即1980年派出北京京剧院、上海杂技团、广东杂技团、南京杂技团、中央民乐团、北京人艺《王昭君》、广西《刘三姐》、上海越剧团、云南歌舞团等20支，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日本、新加坡、法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商演，使商演团体数量开始超过靠国家拨款的官方渠道派出的艺术团。
    第二次批示：1983年，我又写了一篇《我国表演艺术在海外进行商业演出大有可为》的稿子，约4000字，送到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辑部。我当时任商业演出处处长，这是我对商业演出的总结，也期望得到有关领导对这一新生事物再予以大力支持。不久，编辑部来电话称：“稿子已采用，登在《内参清样稿》上，分送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了。” (1
月26日日记)后来，这篇稿子又以“开展对外商业性演出好处多，多头对外问题有待解决》为题，以记者‘行达一’的笔名刊登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3年第239期上，后来又刊登在《内部参考》1983年第13期上。胡耀邦同志对这篇文章很重视，于1983年1月28日批示：“这种事穆之同志(时任文化部长)不能拍板吗?有一条原则必须人人遵守：凡属为国家争荣誉争实惠而努力工作的人要表扬和重用，凡属为个人权势而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的人，至少调开，用前面讲的那些好同志代替。”
    第三次批示：1986年9月26日，胡耀邦总书记又在新华社《国际内参》第76期的《大连杂技团在荷兰商业性演出成功的启事》一文上批示：“此件有大连杂技团在荷兰演出4l天，得了10万美元(每人每天35美元零用钱除外)收入的报道。这件事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小事，但对艺术团体来说是件不小的事。这些团体出国作商业性演出，既宣传了中国，发展了友谊，又增加了收入，改善了艺人的生活，何乐不为?何乐而不认真地为一为?我们现在没有更大的可能拿点钱改善艺人的生活，不少艺人又往国外跑，止不住，大家都着急，甚至迁怨艺人们缺乏爱国心，不争气。单单这么想问题行吗?为什么不好好为他们的能演出、能改善点生活多想一点办法?一个团出国一次能收十万美元，一年出一百个团(各种各样受外国观众欢迎的艺术团体)，平均十万，不就是一千万吗?每年有一千万美元，可以为全国的艺人办多少事呀!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功利主义者。请王蒙同志和文化部同志同有关部门切实商量一下，看能不能从明年起搞出一点名堂来。能搞出一点名堂，我们同艺人的关系就会好多了。”
文化部认真贯彻落实胡耀邦的批示精神
    文化部和有关部门对胡耀邦总书记的三次批示极为重视，认真贯彻落实。根据对外商演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具体情况，曾多次召开会议，制订政策法规，不断改进工作，使这一新生事物得以长足发展。至1992年底的1 3年间，仅中国对外演出公司一家，通过商演渠道向西欧、东欧、北欧、北美、南美、南亚、日本、西亚、澳新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出各种商演艺术团体300多个，占同期派出艺术团总数的38％。派出的艺术品种有京剧、地方戏曲、杂技、民族舞剧、歌舞、芭蕾、交响乐、话剧、木偶等，其中不少是大型高水平的艺术团体。欧洲地区官方艺术团交流很少，主要是商业渠道，而且欧洲国家比较富裕，文化需求高，因此是我们的主要商演市场。特别是法国隆布罗索、奥地利海勒、荷兰梅登、英国甘迪、德国“妈妈公司”等几家著名演出公司，实力雄厚，经验丰富，讲信誉，成了我们长期合作伙伴。
    我的主要工作或者说主要精力就是和这些演出商打交道，与欧洲部同仁一起进行市场运作，策划、谈判、签约、组团、派遣等，也多次随团出访，安排巡演和考察市场。欧洲观众对中国杂技艺术情有独钟，除“妈妈公司”外欧洲其他国家演出商每年都安排三四个杂技团长期在欧洲巡回商演j财源滚滚，也成为中演公司商演收入的主要来源。据统计，从1985年至1996年12年间，中演公司仅与奥地利海勒公司一家合作(由德国“妈妈公司”负责具体巡演工作)，就先后安排安徽、沈阳、濮阳、长春、齐齐哈尔、河北、武汉、黑龙江、广州市及沈阳军区前进、成都军区战旗等十多个杂技团赴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商业演出，每次演出时间6至7个月，每个团收入都在40万美元左右。一个演出季能挣40多万美元，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许多杂技团用这笔钱或盖宿舍、或修建剧场和排练厅，演员个人则用他们在国外的零用费和节省的生活费或买房子或添置高档家用电器，一时间这些杂技团及其演员成为当地文化系统“先富起来”的一批人，让同行们羡慕不已。
    在大量派出商演团体的同时，不断总结经验，制订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我在1986年10月20日至1987年10月6日日记中多次写道：“胡耀邦总书记对商业性演出的三次批示，要求‘认真地为一为’。为此，文化部党组曾召开过专门会议，决定要制订商演条例。前天我刚出差回来，一上班，公司领导便把此项任务交给我，要我在家‘闭门造车’三天”；“关于艺术团出国商业性演出暂行规定早已拟成，讨论过几次，四易其稿，将上报，待征求有关省市意见后，作为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文件散发”；“今天下午我代表中演公司出席文化部部务会议，王蒙部长主持讨论商业演出管理办法。已八易其稿了，今天基本通过。”最终于1988年1月20日，以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名义，颁布了《艺术团出国商业演出的暂行规定》，使商业性演出走向正规，有章可循。
胡耀邦为对外艺术交流画册题词
    新中国对外表演艺术交流工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了，到1983年已有34年历史。34年来派出了数百支艺术团体赴海外演出，接待了几十个国家数百支艺术团体来华演出，这些项目基本上都是中演公司及其前身承办的，积累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和珍贵的图片资料。同时，随着中外艺术团交流工作，特别是对外商业性演出工作的迅速发展，亟需一本既能反映中国悠久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艺术资源，又能反映新中国对外艺术交流工作成绩和中演公司实力的宣传册子。
    当时我已经在中演公司工作了近20年，算是老人手了，对公司业务情况比较熟悉。1 983年6月，我从商演处处长调任办公室主任，直接分管资料室工作，于是萌发了编辑画册的想法，主动请缨，得到公司领导的重视和大力支持。8月25日日记写道：“今下午召开首次‘画册’编辑小组会议，讨论通过了我提出的编辑方案和计划。准备编一本建国以来对外艺术团交流情况的大型画册，文图并茂，以图为主，一年完成。我任组长兼主编，陶冶、周瑞仁为副组长，刘万钧、叶瑞福为组员。”
    具体工作由我和叶瑞福同志分工负责。我负责撰写序言、中国表演艺术简介。因表演艺术门类繁多，仅戏曲就有300多种，要以图片为主，因此我只能选择影响较大、出访较多的艺术形式，如戏曲、杂技、民乐、歌舞等，简要地加以介绍。叶瑞福同志长期在公司搞宣传
工作，又是摄影家，负责搜集、整理、挑选照片。挑选照片可不那么简单，颇费脑筋。要考虑新旧照片比例、黑白与彩色的比例、中外艺术团比例、各艺术门类比例、国家间比例以及与各国的关系等。20世纪7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落后，基本上都是黑白照片，很珍贵，但用得多了会黑乎乎一片，色彩效果不好；以前主要和以“苏联老大哥”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交流，好照片较多，但此一时彼一时，后来国家关系变化，只有“阿、罗、南”了，很多照片不能多用；由于历史原因，有些领导人的照片不便用了，而应该有的领导人却没有合适的照片，如此等等。最后，经过精心筹划和仔细挑选，最终从几千幅照片中选出580多幅，并由公司领导共同研究确定下来。
    为了提高画册的档次和充实画册的内容，我们除请文化部长朱穆之题词，写了鲁迅先生的名句“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此外，还请中央有关领导题词。我记得给胡耀邦总书记、赵紫阳总理、邓颖超委员长及其他领导发过请题词的公文，并给每人附上两条我拟的词条供其参考。结果，邓颖超委员长很快就题写了“世界人民需要艺术，艺术增进人民友谊”。赵紫阳总理没有下文、我们也不便催问。胡耀邦总书记题写了“艺术瑰宝，友谊金桥”，为画册增色不少，但费了一番周折。
    为了保险和快捷，经朋友介绍，我托在经贸部工作的胡耀邦儿子转呈题词公文，不料第二天就被打回来了，据说他父亲“刺”了他一顿：  “你为什么管这事?我有办公室，有秘书，他们要我题词，应该通过正道送来。”想“走后门”没走成，只好走前门、走正道了。经文化部办公厅报送到中南海胡总书记办公室，还算好，不几天就拿到他的题词，我们很高兴。我们不仅把胡总书记的题词印在画册的扉页上，而且还印在中演公司新制作的礼品袋上，配了幅“飞天图”。通过这件事，使我们看到了胡总书记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按原则办事的品德。
    定名为《表演艺术交流集锦》并由大书法家启功题写书名的画册，于1985年2月在香港出版，分精装和简装两种版本，共印3万册，花费几万港币，很精美。这本画册不仅成了中演公司十多年来交往中的珍贵礼品，而且文化部部长们和外联局局长们每次出访，都要成箱成包地携带作为礼品赠送。作为责任编辑我非常高兴，辛苦一年，总算有了成果!
                                        摘自《世界博览》20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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