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但同时，他的片面性却是不对的。不仅德国士兵，俄国士兵也对他们当时的敌人犯下过暴行。而且，如果他把过去的德国士兵都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他就错了。正如我们当年的敌人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一样，大多数德国士兵，他们的军士、军官和将军并不都是纳粹分子。双方都以为是在为祖国服务并且必须保卫祖国。

本文摘自《伟人与大国》 作者： [德]施密特  出版： 海南出版社

1973年5月，我在联邦总理勃兰特当时的官邸第一次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见面。这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而同时又善于政治谋算的大俄罗斯人，和一个虽然头脑冷静但又并非毫无情感的北德意志人之间建立一种非常特殊的个人关系的开端。当时，勃兰特举行一个小范围的非正式晚宴，只有10至12个人参加。由于勃兰特和勃列日涅夫以及双方外长谢尔和葛罗米柯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多次见过面，这次谈话进行得比较轻松并且是非正式的，尽管谈话是断断续续的，因为要逐段进行翻译而不得不一再打断。逐段翻译，不可避免地要中途停顿，使人有时间仔细整理自己的思想。这使谈话失去自发性，但却增强了明确性。

在晚宴进行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情不自禁地做了一番独白，诉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他是故意这样做的，还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我至今没有弄清楚。他谈到，特别是在乌克兰，人们所受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当时他在那里担任第18军的少将衔政委。勃列日涅夫越说越激动，他动人地描绘起遭受损失的许多新的细节、战争的恐怖以及德国人犯下的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他不断地把这些德国人称之为“法西斯大兵”或“法西斯入侵者”。

我也经历了这场战争。我明白，他是多么有道理。我也明白，他这样讲是有根据的，尽管他在一些地方有意夸大其词。维利·勃兰特和在场的其他德国人一定有类似的感触，因为我们大家都满怀敬意地倾听他的长时间的诉说。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用意是使东道主感觉到这个巨大的转折，感觉到他和俄国人为了决心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合作，为了签署莫斯科放弃武力条约和四国柏林协定，以及为了到波恩来访问昔日的敌人，作了多大的自我克制。

当勃列日涅夫在作这种描绘的时候，我想起了自己的战争年代，这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回忆起塞契夫卡村燃烧时散发出来的气味和道路两旁的尸体，我所在的防空营曾不时地接到命令，用两厘米口径的高射炮射击一些村庄，使之起火，以便把躲在村子里的敌对的抵抗战士驱赶出来。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在后方的一个后勤供应基地看到一卡车俘虏所受的非人待遇时，我是多么的不理解和惊愕。我也回忆起上级关于处置政委的命令，虽然我们不一定亲自看到这一命令执行的情况，但对这项命令将被执行，即被俘的政委将被枪决这一点，我们是知道的。我想起了当时我们都害怕同被俘的俄国士兵接触，我重又想起了，1941年入冬以后，我们不得不到房子里寻找地方睡觉——德国人睡地铺，俄国人睡火炕——当时德国士兵和俄国老百姓都相互害怕对方。我忆起了当时我们自己的惊恐情景，忆起了一位下腹部受重伤的战友临死前令人惊恐的可怕的叫喊声。从遗忘中重新唤起了我当年失魂落魄的恐惧：1941年12月，我们在克林附近被切断和包围，面临被俘的危险。勃列日涅夫说得对：战争是可怕的，是我们德国人把这场战争引入到他的国家。

但同时，他的片面性却是不对的。不仅德国士兵，俄国士兵也对他们当时的敌人犯下过暴行。而且，如果他把过去的德国士兵都看作是法西斯主义者，那他就错了。正如我们当年的敌人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一样，大多数德国士兵，他们的军士、军官和将军并不都是纳粹分子。双方都以为是在为祖国服务并且必须保卫祖国。人们早就知道，双方的司令官都是冷酷无情的。勃列日涅夫单单控诉希特勒，难道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斯大林也曾把他的某些敌手搞掉了？我丝毫无意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勃列日涅夫也没有理由谈论苏联的战争罪行。尽管如此，我仍决心加以反驳。

不，实际上不是反驳，而是向他和他的陪同人员展示这场战争的另一面。勃列日涅夫大概讲了20分钟。我轻声地、谨慎地开始叙述我的观点，但我讲了几乎同样长的时间。维利·勃兰特悉听一位前德国士兵其便，而这个士兵不久前还掌握着对联邦国防军的发号施令权。

那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旅行：我驾驶我的一辆奥佩尔汽车，口袋里装着不少国际旅行支票，从纽伦堡经布拉格、布雷斯劳、华沙，直到这两个俄国大城市，回程经赫尔辛基，总共5000公里行程。苏联警察沿官方的路线对我们的到达作了记载，并且立即用电话作了报告，这是瞒不了我们的。他们肯定也对我们的兴趣所在和我们的谈话伙伴作了报告。克里姆林宫诺夫哥罗德大教堂的金属大门，特别是列宁格勒城市建筑的优美，给我留下了特别美好的记忆，还有地处芬兰湾、颇有欧洲风味的这座城市的亮如白昼的仲夏之夜，它的美丽的运河和码头，以及冬宫里几乎是无可比拟的艺术宝库。

苏联外交部让一些精心挑选的苏联记者，通过深入的交谈来摸摸这位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的锋芒。最后同当时的副外长谢苗诺夫举行了三个小时的会谈。谢苗诺夫后来在我任总理时任驻波恩大使，他对德国艺术、德国历史和德国利益颇有了解。他在1966年的这次谈话中，一再把话题引向苏联的经济发展，并且提出了同西方进行经济合作的思想。我接过这个话题，但把谈话的重点放在稳定欧洲战略均势，以及联邦共和国同苏联和各个东欧国家达成放弃武力协议上面。其中，我也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包括在里面，谢苗诺夫对这一点特别感兴趣，但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

因此，1974年莫斯科对我关于相互利益的观点一定已经有足够的可靠资料。可以肯定，莫斯科也一定拥有1969年的相应记载，当时，我的亲密朋友阿勒克斯·默勒、埃贡·弗兰克和我作为当时的社民党议会党团领导人，对莫斯科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正式访问。1969年是个大选年。波恩的大联合政府行将结束，联邦总理基辛格和外长勃兰特之间的外交政策分歧越来越变得难以克服。我们当时认为，政府发生更迭，维利·勃兰特接管总理职务是可能的，并且想试探一下，在此情况下波恩同莫斯科之间是否存在开辟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1969年，苏联方面的谈话伙伴的级别要比三年前高，有若干名重要的中央委员以及政治局和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参加，其中有瓦连京·法林，他是一个有制订方针才能的人，后来当了驻波恩大使。特别是葛罗米柯在斯皮里东诺夫宫同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由于葛罗米柯当时还没有进入政治局，我们还受到政治局委员波利扬斯基的接见。

在同葛罗米柯的谈话中，我实际上勾画出了后来勃兰特—谢尔政府推行的东方政策，而当时我还不知道是否会有这样一个政府。我在谈话一开始就表明，德国人永远不会放弃在一幢房子里生活的希望，他们确信在历史面前拥有这个权利。但鉴于实际存在的状况，我们准备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条约，包括一项在国际法上有效的放弃武力条约，该条约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葛罗米柯对此没有表示态度，而是主要谈了西柏林问题：这方面，我们的立场有原则的区别。

总的来说，这次谈话涉及国际政治中许多紧迫的原则性问题。最后，葛罗米柯要求德国人表现出更多的弹性和灵活性，我作了这样的回答：“只有同坚定的道德原则相结合，弹性才是一种美德。而只有当两个伙伴都表现出弹性的时候，它才能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同波利扬斯基的谈话大体上相似，尽管要粗略一些。所有的言论双方都作了详细的记录，并且肯定会被列入“施密特言论”的资料中，五年以后我第一次去正式访问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也一定会加以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