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锐的脑筋就用在如何接近并算计“我”和大柳这样一类人身上。在高锐看来，“我们和你们”，不仅仅只是两个指称对象不同的称谓，更代表着各自不同的生活遭遇和社会地位。高锐自称的“我们”，因为各种意外，从一开始，就被摔在轨道之外，或者后来被挤下了轨道，怎么也回不到轨道上去了，但一样得活着。而“你们”，走的是一条常规路线，每一步都踩在节点上，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有多余的钱，多余的社会资源，这些资源无须动脑动手，“就像早上升起的太阳一样，不请自来。”因而，“我们”和“你们”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着无法拉近的距离。这鸿沟与距离，不是一般地理意义上的鸿沟与距离，而是人心与人心之间的鸿沟与距离。造成这种鸿沟与距离的深层原因，源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生活现实，表现在小说中，则是“不管你多么努力，他都不属于你，比如实验小学，它是有门槛的。”就是这种不公，将千百万的人们分出了“我们”、“你们”、“他们”等等不同的利益群体。当梦想得不到实现时，直接导致了高锐“他们”对“我”和大柳滋生出怨恨乃至报复心理，这和现实生活中的仇富或仇官心理如出一辙。小说中，姚鄂梅还通过对另一个平凡人物梦想破碎的书写，来表现上述主题。这个平凡人物，便是“我”的弟弟。和她以往不少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弟弟也是一个诗人。敏感而又固执的他，喜欢天生就是一首诗的女人，希望去文化部门工作，却因为文化局长冷漠的拒绝和现任女友无情的分手，随之失去工作的希望和女友的爱情，最终选择了自杀。留下的遗书中，他写道：与其低贱地活，不如高贵地死。高锐也好，“我”的弟弟也罢，都遭遇了人情的冷漠，不同的是，高锐选择了以报复与算计的方式活着，弟弟选择了以高贵的方式死去。也许，这都不是他们的错。那么，这又是谁的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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