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越过峰巅，曾国藩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追剿捻军，反被捻军击败全军覆没，朝廷不得不再请曾国藩解困。接旨后他愁肠满腹、心绪不振，再也没有出征太平天国时的热血与激情了。他担心的不是捻军难剿，而是清廷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同时，曾国藩过早裁撤湘军也使得这次出征缺少可用之兵，不得不依赖李鸿章的淮军。

　　亲临战场后，曾国藩很快就针对捻军飘忽不定的特点，制定出坚壁清野、划河圈地、重点设防、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克敌方略。可那些调来的淮军，虽出自湘军，但将领皆由李鸿章提拔任命，对曾国藩并不怎么“买账”，在执行命令时常表现为消极拖延与暗中抵制。于是，曾国藩下令时必得事先征求李鸿章意见，然后由李鸿章将命令传达给淮军将领。这样一来，军令要比实际军情落后半拍，常常贻误战机，致使曾国藩剿捻一时难有突破性的进展。于是，他再度受到他人的攻讦与参劾，同时也遭到了清廷的严厉申饬。

　　曾国藩心灰意冷，只得奏请开缺。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仅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落了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19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消息传出，天津士绅、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人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且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并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实深层根源还在于民间长期以来对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地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了一起血案。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引信”点燃了，嗞嗞作响，随后是“炸药包”发出的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十几座英美耶稣教堂，并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

　　天津教案引发的冲突持续了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

　　在这种困窘万分、危急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只滚烫的山芋。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敌对势力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为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作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20名凶犯死刑，29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497000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其“实心和好”。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