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勇敢抗争是双线的、双重的，并在这双线的、双重的抗争中展开了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双线指的是，她的抗争既体现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双重指的是，她一方面是为自己的爱和自由而反抗男权社会统治，另一方面也为民族而反抗外敌的入侵。先是抗婚，接着是抗战，为了反抗包办婚姻而出走旧式的家庭，为了拒绝做亡国奴而出走沦陷的东北。她的短暂一生，无论是现实人生和文学写作，都在寻觅着爱与自由。
 

萧红和萧军：
 

“为了爱的缘故”
 

　　“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谈到萧红的人生和情感经历，她和萧军关系是不能绕过的。我认为，正是二萧的相遇，才有后来的作为作家的萧红。也就是说，萧军在萧红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人。
 

　　1932年夏天，萧红有孕在身，却被困在当时哈尔滨市道外区的一家旅馆里，这个旅馆的名字是“东兴顺”，她向当时的一家报纸《国际协报》写了一封求救信，萧军当时是该报的自由撰稿人。他受到该报的一位副刊编辑的委托前去探望并准备解救。豪侠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萧军被萧红的悲惨处境所打动，更被她的文学才华所征服，决定“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二人的相遇、相知和相爱是有传奇性的，也不乏偶然性，就像萧军所说的：他们是“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二萧的结合，用今天的话就是闪婚加裸婚。二人在非常状况下闪电结合，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两颗年轻流浪的心的契合。“偶是相逢患难中，怜才济困一肩承；松花江畔饥寒日，上海滩头共命行。”这是萧军写的《抄录萧红故信后有感》中的几句诗，非常凝练地描述了当时二人相遇的实际情形。萧红后来在《商市街》和《桥》等散文集中，也写了二人生活的一些片段。在二萧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日子里，萧红开始了文学创作，并因《生死场》而一举成名。
 

　　二萧的爱情故事是文坛的一段佳话，同时也似乎成为一段公案。对于他们的分手，很多亲历者和后来的研究者都写过文章，对分手的原因和应承担的责任，都有自己的分析和评判。总结起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性格差异，二是人生选择不同。我认为，归根结底，一切都是“为了爱的缘故”。为了爱的缘故，两人走到一起；为了爱的缘故，两人六年后分手。萧军在给萧红的信中有类似的总结：“前信我曾说过，你是这世界上真正认识我和真正爱我的人！也正为了这样，也是我自己痛苦的源泉。也是你的痛苦源泉。”
 

　　当然，二萧不是没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有着流浪汉式叛逆的性格，萧军在回忆中写道：“不管天，不管地，不担心明天的生活；蔑视一切，傲视一切……这种‘流浪汉’式的性格，我们也是共有的。”二人在一起也有很多幸福美好的回忆：
 

　　当年为了赴鲁迅先生的宴请，萧红特地花了“七角五分钱”从“大拍卖”的铺子里买了一块布，为萧军缝制了一件新外套。对此，萧军回忆道：“她几乎是不吃、不喝、不休地在缝制着，只见她美丽的、纤细的手指不停地在上下穿动着……”不到一天的时间，“一件新礼服”缝好了。萧军感叹说：“我们那时的物质生活虽然是穷困的，但在爱情生活方面，却是充实而饱满的啊！”
 

　　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
 

　　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是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
 

　　西方有句话说得好，许许多多的时候，生活中的困境，并不是巫婆设下的陷阱，而是相爱的人，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相爱而又有差异的人不知道如何生活在一起。虽然二人对彼此的人品和才学是相互欣赏的，但性格的不同却带来结合后日常生活的矛盾和烦恼。萧红的多愁善感、细腻自尊，特别依赖于爱，这岂是粗犷尚武的萧军所能完全理解、给予和欣赏的！多年后萧军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我爱的是史湘云或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