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在维和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在世界许多战乱地方派出了维和部队。然而有人已经意识到，诚如《联合国宪章》所言，联合国充其量只是“维持或恢复和平”（peace-keepingorpeace-recovering）而不是也不能够“缔造和平”(peace-making)。

联合国旗帜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之四  作者：张立平 原载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网站

　　自由主义结合了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AmericanExceptionalism)和“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观，从而孕育出理想主义或威尔逊主义的外交理论，而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受美国例外论和自由主义的特别影响而比其他国家更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国际联盟、联合国、民族自决和人权外交等这些美国的“发明创造”以及海外干涉或战争主要是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们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

　　联合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美国为首的反法西斯联盟决心汲取国际联盟的教训，在共同击败德国法西斯后为实现普遍安全建立一个各主权国家平等的国际组织。在德国投降一个半月后，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国家于1945年6月26日在旧金山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宪章开宗明义“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运用国际机构”，“运用国际力量，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宪章规定了一些“应然”的原则，如“各会员国应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但随即表明这并没有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而且联合国争端解决机制要由安全理事会负责，而这样一个需要集体决策裁定“任何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或侵略行为是否存在”，以及决定“采取何种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的机构，却是要依靠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协调，因为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都对决议或决定有否决权，也就是说安理会决策程序中实行“一票否决制”。联合国的建立似乎圆了威尔逊的一个梦。当时美国的民主党总统罗斯福秉承了威尔逊主义的信念，同时美国人民目睹了二战的惨祸并反省了未加入国际联盟的严重后果，以及在二战中反法西斯联盟一致对敌的共同性，因此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美国人民都非常支持促成这样一个国际组织。

　　然而，从成立之日起，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就面临着分裂或瓦解。西方国家与苏联在对德作战中的战略及战后安排上都有自己的考虑。在旧金山会议前的雅尔塔会议上，东西方就根据各自的实力划分了势力范围，并用“雅尔塔协定”确定下来。因此威尔逊主义的大前提——人类拥有抽象的共同利益，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利益面前不得不作出让步。随着1947年东、西方冷战的开始，安理会中的大国协调几乎成了一个梦想，在战略上是零和游戏的东、西方如何能够进行真诚的合作呢？联合国虽然为大国冲突提供了“减震器”，但大国合作却受到了很大限制和抑制。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更多时候变成了“打嘴仗”的场所，两大敌对阵营的成员国经常是相互之间唇枪舌剑。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在维和方面作出了一些贡献，在世界许多战乱地方派出了维和部队。然而有人已经意识到，诚如《联合国宪章》所言，联合国充其量只是“维持或恢复和平”（peace-keepingorpeace-recovering）而不是也不能够“缔造和平”(peace-making)。在最好的时候，联合国只是一个清谈馆，而不是一个有强制力量、有高于其它会员国的独立的财政和预算、有自己军队的世界政府。它的运转经费来源于各会员国（主要是强国）、它的维和部队有赖于会员国志愿提供它们国家的军队、它的行动要由集体作出。它的成立者故意使它软弱，因为谁也不愿意放弃国家主权，谁也不愿意让联合国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它的批评者说，联合国成立以来，确实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不是联合国的“功劳”，而是“霸权稳定”的功劳。

　　这些批评有点儿言过其实。不容否认的是，联合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有代表性、广泛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其成员国已增加到188个。由于其建立宽泛、抽象的道义基础之上，既有大国的支持，又有众多国家的参与，有时它便成了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化身。它的存在已为各方所接受，它有其存在的理由：（1）美国需要它，因为美国虽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不能“包打天下”，正如克林顿在1999年在联大的讲话中说：“我们不能做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件事情。”（2）除美国外的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它，因为可以凭此地位来对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加上一个“紧箍咒”，使美国的单边主义失去其合法性；（3）广大发展中国家需要它，因为联合国不仅为一些处于纠纷中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伸张正义或自我辩护的平台，而且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援助和帮助，因为联合国除了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任务以外，还赋有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其基本自由之尊重”的另外两项重大任务。在经济迅速全球化，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联合国对发中国家或欠发展国家的减贫、减灾和减债问题更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在过去60年的历史上，联合国曾经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推动国际协调与合作、促进全球繁荣与发展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当然，联合国的发展始终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有关联合国的改革呼声不绝如缕。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将缴纳会费与联合国改革挂钩，曾数次因对联合国改革进度不满而推迟缴纳会费。目前，虽然主要成员国都意识到，联合国的改革势在必行，但由于联合国改革涉及面很广，既有行政领域的改革，如秘书处的改革，又有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如安理会的改革、经社理事会的改革，还有《宪章》的修改、财政制度的改革等等，而要在180多个国家之间取得共识或者要拿出一个为多数国家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并非易事。迄今为止，比较顺利的改革是1997年以来的行政领域里的改革，但在政治领域和结构性的改革方面，尤其是其核心部门――安理会的改革方面，依然困难重重，很难在各国之间形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