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夏天，上海民立中学十六岁的周国贤在城隍庙的旧书摊上，用家里给的点心钱买了本《浙江潮》杂志。杂志上有篇笔记讲述的是一个法国军官的爱情故事，故事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在年轻人看来，写小说要结构严谨，前后连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剧本只用写人物上场下场和动作，其他的全用对白，似乎比写小说容易得多。于是日夜动笔，利用暑假一个月的功夫，编了一个五幕的剧本，取名《爱之花》。碰巧那时《小说月报》正在日报上登广告征求稿件，年轻人瞒着家人偷偷把稿件投了出去。很快，他就收到《小说月报》主编王蓴农的回信，告知稿件被采用了，并且送下16元银洋作为报酬。

电影编剧及“影戏小说”

这位年青人后来以笔名周瘦鹃行世。正是《爱之花》的成功指引周瘦鹃开始了他五十余年的写作生涯，同时也似乎昭示着他与电影的不解情缘。

《爱之花》发表几年之后，被新剧导演郑正秋、汪优游看中，改编成《英雄难逃美人关》，在汉口演得大红大紫。1928年，郑正秋又亲自编剧，将其改编成电影《美人关》，由卜万苍导演，杨耐梅、萧英和高梨痕等主演。杨耐梅是电影默片时代的红星，据说她1926年去北平新明剧场唱粤剧，票价比梅兰芳还高，但仍旧座无虚席，堂堂爆满。《美人关》有她的加盟，想必票房一定不俗。

鸳鸯蝴蝶派和中国早期电影的关系，早已被世人广为关注。周瘦鹃亦属于较早“触电”的那一批文人。由他编剧的一些影片已经失传，现在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且影响较大的有这么一些：1924年的《水火鸳鸯》，1926年出品根据聊斋同名故事改编的古装片《马介甫》以及《还金记》，1928年的《猛虎劫美记》等等。其中《水火鸳鸯》最为有名，讲述的是他擅长的才子佳人历经磨难终成眷属的故事。曲折离奇的情节、英雄美人(或曰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是鸳蝴小说和好莱坞电影的共同基因，也是二者能迅速聚合，一起打造早期中国电影的重要前提。

除了编剧，他甚至还给好友朱瘦菊导的电影《儿孙福》充当解说，并在新剧里客串角色，“特烦小说家周瘦鹃客串《血手印》之演出”的广告成为新上剧目的一大卖点。

不过，周瘦鹃的主要身份还是编辑、小说家，编剧、演戏皆为客串。若说最能体现周瘦鹃与电影密切关系的，其实莫过于他的影迷身份。

影迷最基本的素质当然是狂热。1913年前后，上海开始大规模放映外来影片。周瘦鹃等一干文人们迅速迷上了这种崭新的玩意儿。从1914年开始，他在《游戏杂志》和《礼拜六》上刊登“影戏小说”，将自己认为有意思的电影改写成文言小说。要写“影戏小说”，看一遍电影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想象他辗转于各大影院，孜孜不倦地追看同一部电影的情形。

1914年周瘦鹃在《游戏杂志》上刊登了“英雄小说”《何等英雄》，其实是介于小说和影评之间的东西。因为文章不但描述了同名影片“连演十数夜而观者无厌”的盛况，交代了片中的主要人物，甚至配有影片剧照。小说最为有趣的是对影片情节的复述，一一配上了煽情的小标题，比如“英雄无奈是多情”等。《何等英雄》是一部长片。所谓长片，即一部电影分成几本，平均每本50分钟左右，有的片子长达20几本，颇有些现在的连续剧的意思。不过在电影院里看“连续剧”(而不是倒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着实需要对电影不同一般的痴迷。
开辟“影戏话”专栏

从1919年6月开始，周瘦鹃在自己主编的《申报·自由谈》上开辟“影戏话”专栏，专门进行电影评论。这些文章，完全不同于今天的那些影评，要么满是见多识广的居高临下，要么是满腹经纶的大师言谈，最不济也要拼一拼刻薄机锋。而周瘦鹃在他的“影戏话”里，则犹如传说中误入宝山的孩童，面对着五光十色的璀璨，惊喜万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太阳悄然落山了他也浑然不觉。

有时他也会来上一通“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的宏论。但是大多数时候，周瘦鹃就是一个忠实的影迷。比如，他对银幕上侦探片里的“机关”津津乐道，说是在《怪盗》一片中，一个地下赌场里大家赌兴正浓，忽然侦探来查，守门望风者一面与来者周旋，一面偷偷拨动机关，那些赌徒们立即隐入立壁，而赌具、赌桌椅等自动重新组合，成了琴台、乐谱架等物事，赌徒迅速易装出场，乌烟瘴气的赌场瞬间演变成一个曲高和寡的音乐会。侦探们只好败兴而归。这样的描述，莫说是让当时的读者心驰神往，就是时至今日，不能尽窥其中秘密也会成为闻者郁结心中的一大憾事。

对偶像的追捧是影迷的另一大特征。周瘦鹃本身就精通英语，加之上海丰富的外来书籍、报刊资源，使得他有可能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因此这个粉丝显得格外专业些。卓别林(那时译为卓别麟)的电影产量加上他的访华宣传，使他成为1920年代最炙手可热的外国明星，也是各大报纸杂志纷纷报道的对象。一些八卦杂志专注于卓别林离婚再婚的传奇，周瘦鹃则另辟蹊径，专心盘点他的收入，揭秘他欧战期间斥巨资购进英国公债券，又自己组建影片公司，一次售出其八部滑稽戏，共计二百万元。虽是些枯燥的数字，但想必更能激起观众的联想，满足粉丝们的好奇心。

至于某好莱坞女星善骑马、工游泳，某次来华在黄浦江里从一日本游艇跳水游到一小艇中；某女星能文能武，除了演得好还能自编脚本；哪几位可封为好莱坞“四女王”，哪两位又被称为“绿树双声”，甚至某位女星芳龄几何……这些都在周瘦鹃笔下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大约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建立起一本完整的明星档案。

在影评中，他将西方影片投射在他心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银幕上，显示出一种别样的风格。比如他评价意大利版的《茶花女》，描述女主角临死之前种种哀婉动人的情景，认为她的表演极具功力。通过评论者的转述，此情此景已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黛玉焚稿。果然他接下来说，唯一遗憾的是演员太胖，如果让她来演林黛玉的话，观众估计会被吓得逃跑。古典的审美笼罩到西方电影中，看似有些滑稽，其实我们说不定还真要感谢他这种看似牵强的对照，否则我们今天很难得到像《魂断蓝桥》(取宋元话本《蓝桥记》典故)、《绿野仙踪》(来自于清代李百川的同名章回小说)这类脍炙人口的经典译名。

周瘦鹃因编剧而与中国早期电影结缘已经被记入电影史册，其实他的“影戏话”更开启了中国电影评论的先河。与其说电影是开通民智的“锁钥”，不如说是周瘦鹃的影评引领着早期的普通观众探索、领略电影这个新奇世界的妙趣。（胡朝雯，学者，湖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