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言事对君权的制约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监督君主恪守家法。第二，谏请君主更改诏令。第三，阻止君主内降诏书。宋代颁行诏书，有一个合理的程序。宋徽宗时有所谓“御笔”，但谏止御笔的言事上书不乏其例。第四，抑制女后干政弄权。两宋十八帝，垂帘女后先后有九个，但在君权的移交上，没有造成政局的动荡。宋代也不是绝对没有试图仿效武则天那样的女后，例如真宗刘皇后，但士大夫不断上书言事，一再劝谏警告，终于没有出现女后干政的严重局面。

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在参政议政中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士大夫官僚，尤其是言事官特别敢说话，不怕撤职，不怕贬官；二是太学生也特别敢讲真话，不怕开除，不怕入狱。宋代有一句谚语——“无官御史台”。太学生还不是官，但可以起到像御史台那样的监察作用。正因如此，即便在南宋权相迭相专权的时代，还是不断有士大夫官僚和太学生上书言事。

这种上书言事，堪称“国家元气”。比如理宗时权相史嵩之，因父亲去世要离职服丧，他希望中止守制，继续专权。太学生群起上言，坚决反对，宋理宗对主管太学的官员徐元杰说：学校虽是正论，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却强调“正论是国家元气”，现在正论就在学校，“要当保养一线之脉”。

不妨再举一例，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失利，神宗准备杀一转运使，宰相蔡确说：祖宗以来，从来没有杀士人的事情，想不到要从陛下开始。宋神宗犹豫好久后说：那就刺面发配。大臣章惇说：这还不如把他杀了。士可杀而不可辱，你刺了面不是羞辱他吗？神宗很生气：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吗？章惇说：这样的快意事，还是不做为好。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正常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对政治的有力影响。

当然，上书言事的影响力还要取决于两种因素。首先是政治生态的影响。尤其是高宗朝，君主政体愈加独裁。高宗和秦桧君相联手，采取了两种高压措施：一是把知名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有反对派嫌疑的士大夫官僚，全部驱逐出朝廷；二是建立起被后代史家称为“前现代的思想统治手段”，完全不让你说话。这种高压政策，导致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不再参与政治讨论；一是体制内官僚道德普遍沦丧。在这种情势下，士大夫尽管还有上书言事者，但其针对性就相当有限，只能就那些没有政治敏感性的枝节问题隔靴搔痒。

其次是理学内敛自省的负面影响。确有一些士人拘泥古制而昧于政事，正如史家吕思勉毫不客气地批评所说：“外有强敌的压迫，最主要的事务，就是富国强兵，而宋儒却不能以全力贯注于此。”他们有些上书言事，不仅没能触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还尽说些言不及义的老调子。在充分肯定宋代知识分子上书言事的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将其强调得太过完美，鲁迅指出的现象，唱些“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也确实存在的。

相比之前的汉唐和之后的明清，宋代的知识分子似乎风骨最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虞云国：从秦汉到五代，因上书言事致死的士人数以百计。即便在唐代，被杖决朝堂的御史也大有人在。而且，宋代以前申诉言事的亢直士人，基本上属于个体行为，不像宋代那样形成一个阶层与群体。明清是黄仁宇所谓的第三帝国，彻底转向独裁。在明代，尽管仍不乏士大夫上书言事，但皇帝通过廷杖可以把你打个半死，或者直接毙命，士大夫官僚的人格尊严扫地以尽。及至清代，士大夫完全沦为汉族奴才。明清两代的政治生态，即便与南宋相比，也已不可同日而语。

宋代知识分子风骨之所以如此之盛，第一个原因就是基本国策的保护伞作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始终是思想自由的社会主体。陈寅恪推许“天水一朝思想最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必要前提，不开杀戒的基本国策至少营造了相对宽容的政治空间。惟其如此，宋人在指责前代时就说，“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士大夫官僚完全可以正面与天子争是非曲直，这与宋代“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的国策是分不开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相应健全的制度程序。在中国古代，宋代制度建设渐臻成熟，而且在统治思想上已达成共识：“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宋代“台谏之法，远出前代”，有一整套堪称严密的制度与程序。言事官如果言事称职，有相应的迁转规则，提拔的力度、优待的程度是很高的。反之，如果“言事不合”，对皇帝旨意有所拂逆，一般也不贬谪，平调离职而已。最严重的不过是落一阶官，即少拿一级俸禄。由于宋代制度“未尝深罪言者”，因而“一事过举，议论蜂起，章奏交上，往往以死争之”，这在比较完善的宋代台谏制度下是司空见惯的。

第三个原因就是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及其自觉意识的崛起。宋代是文官政治，士大夫官僚就是中流砥柱，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社会理想，必然自觉和强烈地投射到君主官僚政体里。尽管当时还是以君主政体为前提，但是士大夫官僚无不把自己看成是天下安危的担当者。范仲淹就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这是宋代知识分子风骨要远盛于前代的一个根本原因。

话还得说回来，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始终是皮毛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兴趣历来是浓厚的，但他们的心态和行为，最终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特别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尽管总体来看，宋代赖有保护伞的存在，即便在南宋，知识分子的风骨仍相对存在。然而，“毛”毕竟附在国家权力的“皮”上。南宋以后，中国转向内在，政治生态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上书言事的实际效应比起北宋来明显衰减，而知识分子的风骨在实际上也呈现出不断下降的总体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