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植物园职工中间，溥仪也交了许多朋友。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溥仪犯了痔疮或是得了感冒，他们悉心照料，端水取饭，无微不至。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离别之前，刘宝安把自己的一张六寸彩色照片留赠溥仪，照片背面还写着几句话：“敬赠溥仪先生：相处虽短，情意深长。离别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轻的朋友：刘宝安。1961年3月6日。”

前半生里的溥仪生活极不正常，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他随时都有可能用皇帝专用术语“传膳”下令开饭，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连天。如今不同了，溥仪关心着他身边的劳动者。

政协老工友赵华堂，在溥仪独身生活期间对他有不少照顾，两人之间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溥仪常带我去看望赵大爷、赵大妈。赵大爷病了，他就带着点心一次次去探病，安慰二位老人。

我们先后雇佣过几位保姆，溥仪待她们都非常好，谁家有困难尽力帮忙，改善生活的时候，溥仪总不忘记把已经离开我家的保姆再请回来聚一聚。一位姓杜的保姆，常为女儿缴学费犯愁，溥仪每次都替她缴上。还有一位曾在我家当过保姆的老太太，一次不慎跌倒，膝盖碰出了血，溥仪和我轮流去看护她，并送去钱和粮票。溥仪每次去就像在自己家里，往炕沿上一坐问冷问热。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对此，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

有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回来后和我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溥仪还对我说：“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

接待外宾

许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现在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相信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帝能够变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来见溥仪的外国客人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是溥仪婚后的家庭生活。有一次来了位英国记者，话题也很快就集中在我们这个家庭上面。

“您夫人的父亲是怎样的人？能谈谈他的身世和职业吗？”英国记者问道。

“他是一位银行职员。”溥仪回答说。

英国记者十分惊奇：“一位当过皇帝的人娶普通职员的女儿做妻子，这在我国是不可思议的！”

“我现在只是一个公民。”溥仪认为这根本不值得惊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吗？”

“是的，她在医院工作，是个普通护士。”

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党北海道议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溥仪时，同样的问题又从另一个角度被提了出来。

阿部：您过去身为皇帝，总有许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样了，您感到不方便吗？

溥仪：我的感觉完全相反。我自幼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这使我不幸地失去了一般人都具备的生活自理能力，加之生活无规律，造成身体虚弱多病，因此说，正是那种许多人伺候的生活害了我。溥仪还说，他过去当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虽是北京生的人，却连北京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在后半生才有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

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许多客人被他的谈话所感动。一位法国记者听了溥仪谈话后对他说：“你现在是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摘自《我的丈夫溥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