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古代没有新闻媒体那是不对的，其实一直就有，到皇帝时代结束才消失，转变为真正的现代媒体。这种新闻媒体和现代新闻媒体一样记录和报道新闻事实，以传播为目的。区别仅在于：它的主要被报道人只有一个，就是当时的皇帝；它的读者不在当世，而在后世。

这种新闻媒体，就是记载皇帝私生活的《起居注》和记载皇帝和大臣之间公事的《实录》。这个媒体的记者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职称，唐朝那会儿叫起居郎和起居舍人。按照规矩，这两个职务的人是不能结交大臣的，好保证其中立性——看看，古时候的人就对新闻的客观中立有这么高的要求了。

N久以前的祖先设立这种制度，是为了制约当皇帝的孤家寡人们，好让他们为了保留一个好名声，不至于做太难看的事情，否则可就遗臭万年了——这一点，现在的术语叫舆论监督。

不过，诸位恐怕能看出个破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媒体的从业人员，是皇帝的家奴啊；这个媒体的管理权，也在皇帝手上。这万一皇帝想审稿、想发宣传要求，谁拦得住？有了这个，还怎么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啊？保证不了真实性，那报道还有什么意义啊？后世看过去，嚯，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皇帝个个都是尧舜禹？名声想坏都坏不了，这还怎么制约皇帝啊？——这种担心，现在的术语叫新闻预审制度。

N久以前的祖先也是懂得新闻规律的，于是他们做出了规定：皇帝不许看自己的《起居注》和《实录》，也就是取消新闻预审制。看不了，当然也就想不到干涉和修改了。

这个规矩被执行了很多朝代很多年，不知道多少被报道人愤恨自己的负面报道但又无计可施。而且，报道产生影响已经是后世的时候了，他还不能去找编辑记者算账。

到了太平盛世的贞观时期，伟大领袖李世民，作为一个前朝实录读者，同时也是被报道人，对于无法阅读到关于自己的报道，无法让报道尽可能地有利于自己，感到心烦意乱、抓耳挠腮。尤其是，由于自己刚刚做了一些难言之隐的事，生怕传到后世读者的耳朵中。舆论监督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李皇帝太爱惜自己的名誉了，他下定决心，不惜做出歪曲报道、违反新闻真实原则的事情。他做了一件破坏新闻自由的大事：

从他这时起，外人修史改为宰相修史。宰相是皇帝秘书，秘书处理的文案，自然皇帝有浏览和提出意见的权利。这样，从制度上保证了皇帝可以事先观看新闻报道，也由此，奠定了新闻预审制的基础。史书上说他看完后要求“削其浮，直书其事”——这一点其实很可疑，经过新闻预审之后的新闻，其中任何有利于新闻审查者的记录都是不可信的，谁能保证它是记者编辑原本的记述，还是新闻预审官要求写进去的呢？

由这两本报道册产生的记载唐朝历史的几本书里，关于李世民当皇帝的重要过程“玄武门”之变的报道，有了不少出入——他杀兄弟逼老爹夺取政权的基本事实虽然没有变，但多了不少他不得已才做此事的理由，而前后又有不相符或逻辑上不能解释的地方。这些报道，给后世留下了疑云，这件事的真实情况，成了至今仍在研究的一个谜。

既是读者又是被报道人还是宣传部的李元首对新闻报道的干涉，给后世的新闻管理开了个不好的头儿，从此，很多朝代的历史——特别是关于丑事的历史，都有所修改，好让被报道人显得光荣正确一些。历史，因此出现了很多需要研究的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