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荣的妈妈从台北法院回来的那天傍晚，村里的妈妈们都聚集在村子的路头等候消息。

　　那天是阿荣涉嫌结伙抢劫宣判的日子。

　　他爸爸之前已经说过，就算判得再重也不会上诉，说有这样的孩子跟没有一样，何况，他也没钱替他请律师。

　　阿荣生下来就有点智能不足，却是邻居所有妈妈们疼爱的孩子。

　　他整天笑嘻嘻的，不调皮捣蛋，不惹是生非，而且任劳任怨。“比自己的小孩还好驱驾(闽南语，“使唤”之意)。”妈妈们都经常这样说。

　　比如临时缺什么要到一个小时路程外的地方去买，自己的小孩叫不动，只要交代阿荣，就算台风天他也肯去。虽然偶尔会出错，比如要他买面线，他却买铁线之类的。要他帮忙照顾小孩，他可以寸步不离，一背、一抱就是一个下午。

　　村里的孩子大部分小学一毕业就到台北工作、当学徒，他却老是被打回票，所以一直待在村子里，成了所有妈妈都可以使唤的孩子。

　　一直到17岁，他才去成了台北，在一个面摊当洗碗工。19岁那年，面摊附近几个小孩缺钱去抢劫，找他当把风，他竟然傻傻地跟着去了。

　　阿荣的妈妈回来了，所有妈妈们相互拥抱在路边哭成一团。爸爸们则在榕树下沉默地抽着烟，一根接着一根。

　　阿荣被判十年，不过，比起被重判的其他人，妈妈们说村子的神明果真有灵，因为为了这个审判，她们在神前一起发愿吃素吃了一百天，祈求阿荣不用上刑场。

　　阿荣在监狱里好像常被欺侮，辗转托人转告说可不可以给他一些钱，让他可以打发那些人。

　　送钱进监狱好像不容易，他妈妈想到一个方法，把钱放在要给他的裤子的口袋里，然后用针把口袋缝成上下两层。

　　虽然检查的人的确没摸到，但是阿荣同样也找不到。

　　当时念初中的我奉命写信给阿荣，在信里头还详细地画图告诉他藏钱的地方，只是我们都不知道，监狱里每封信都会检查，结果口袋里的钱不但被充公，阿荣甚至还因此被处罚。

　　为了把钱拿给阿荣，妈妈们好像一直不死心，四处打听有什么好办法。

　　有一天，妈妈们忽然都神秘地聚集到我家，然后，犹如进行什么仪式似的，每个人都拿出一张当时最大的百元钞，坐在矮凳上撩起裙子，把钞票在大腿上仔细地搓成细细的纸卷，然后用裁缝车用的细线密密地捆扎，捆成大约一根火柴棒的大小。

　　之后每个人又拿着一个生鸭蛋，就着门口的光，非常小心地在蛋尖的地方用针一针一针慢慢戳出一个小小的洞，然后再把那个火柴棒大小的百元钞票塞进去。

　　妈妈们虽然没有驱开我，但随时都有人警告我说：“你如果讲出去，我就把你的头剁下来当椅子坐！”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妈妈们不知道从哪里探听出来的“偷渡”方法。

　　她们把塞着钱的生蛋下锅煮熟，然后放进酱油的汤汁里一次又一次地卤，好让阿荣的妈妈去会客的时候把这些藏着钱的卤蛋送进监狱里。

　　那是一个冬天的午后，屋子里弥漫着卤汁的香气和妈妈们的沉默。

　　忽然有人说：“可是……阿荣这个傻瓜会不会笨笨地把这些蛋分给大家吃？”

　　在妈妈们有点惊慌的反应之后，我听见阿荣的妈妈坚定地说：“不会啦，我会记得交代阿荣，说这是你们替他过二十岁生日做的卤蛋……这里面有不舍，有思念，有恩情，就算吃到吐出来，也要一个一个地自己吃到完！”

　　摘自《这些人，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