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清代初年的一位大儒，他跟黄宗羲、王夫之三位并称为明清之际、尤其是清代初期的三大儒。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有一个超前的想法，在《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里，顾炎武有一段话，是大家耳熟能详，也一直津津乐道的：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首先他区别了“亡国”和“亡天下”两者的不同，“亡国”指的是一朝一代的灭亡，就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指的是政治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他进一步论述，认为像“亡国”这样的事情，主要的责任要由“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亡天下”的责任由“匹夫之贱”承担，平民百姓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的责任。

顾炎武对“国”和“天下”的这种对举，是以往所没有的。再进一步，他指出，政治和道德之间也有着相互对举的关系。国家是以君臣为本的，而天下是以仁义为本的。也就是说“保国”是君臣的事情，而“保天下”就涉及到了仁义的问题，所以他要特别提出：“天下之久而不变者，莫若君臣父子。”（《亭林文集》卷二《莱州任氏族谱序》）这里的“君臣父子”，不是指哪个人，而是指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抽象为一种伦理道德观念。所以他进一步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而天下之大经毕举而无遗矣。”（《日知录》卷六《肫肫其仁》）经纬天下的核心观念是什么呢？是伦理道德。他非常明确地讲到了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他指出：“夫子所以教人者，无非以立天下之人伦。”（《亭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指的是孔子。作为“天下”的核心的那个“人伦”，是维系着风俗、政事和国家的最根本的观念，超越于政治权力、政治组织之上。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廉耻》里面，再三地讲到，如果不讲廉耻的话，那么“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所以就政治和道德之间的关系来说，你可以看出政治是一朝一代的事情，它是可以变化的。而那个不变的东西，生生不已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种核心的、人伦的价值观念。进行这两者的区分，对顾炎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明清易代之际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处于非常艰难的选择当中。他们面对的首先是政权的变化，明王朝变成了清王朝。但在政治变革的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革，就是文化的变革。用顾炎武当时的语汇，前者叫做“易姓改号”，后者叫做“仁义充塞”。由朱姓的明王朝改换成了爱新觉罗氏统治的王朝，这叫“易姓”；从明朝改成了清朝，改号了。但“易姓改号”伴随着的是什么呢？对顾炎武他们来说，是一种“仁义充塞”的现实局面，就是“仁义”被堵住了，被压抑了，面临着消亡的危险了。

他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日知录》卷七《子张问十世》）这一系列的东西是可以变化的。那么不可变的东西是什么呢？他说：“其不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得与民变革者也。”他用的是传统的语汇，什么“亲亲”、“尊尊”等等，意思是一种人际关系准则，就是咱们讲的伦理道德观念，他认为这是不得变革的，它扎根于平民百姓的心中。这是顾炎武的一种希望，就是人心应该是延续不变的。到了二十世纪以后，把顾炎武的这种思想又重新加以凝练、加以升华，咱们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怎样坚持遗民立场？顾炎武提出了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

顾炎武对历史的思考总是指向现实感受的。如果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尽那个时候算起，公元1644年，顾炎武虚岁32岁，他在明王朝政治统治下，生活了三十多年，已经是步入中年了。进入清王朝，他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讲到的所谓“遗民”。

顾炎武有一首诗里写道：“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亭林诗集》卷一《精卫》）

在改朝换代的时候，有很多的文人士大夫，用当时的话说“变节”了，原来在明朝当过官的，投降了清政府，像“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一样，又筑起了自己的小窝，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角色。而顾炎武选择了不变，“身沉心不改”，心是不变的。在政治的意义上，他的心是忠于明王朝的。但是他的身已经“沉”了，不可能再有明王朝了。客观的社会现实，你无法改变，但主观的文化价值、人生价值你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当你明白了这身和心的分裂，你就知道顾炎武一而再、再而三地以所谓“遗民”自居，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选择，更是一种深刻的文化选择。

当然顾炎武和其他的人相比，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同时坚守政治遗民和文化遗民的立场，当时很多人却面临着两难的选择。顾炎武可以不出仕，不做官，他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就是他母亲的遗言。他母亲临死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坚决不可以出仕，不可以事二朝，要不然我死不瞑目。所以在顾炎武多次受到清朝的征召的时候，可以有个很好的借口：再怎么地，你这个朝廷不能让我不孝。

在当时非常艰难的处境里头，顾炎武多次强调这种双重遗民的意识，同时也希望当时的政权能够接受这种遗民意识。他说：“郑康成以七十有四之年，为袁本初强之到元城，卒于军中。而曹孟德遂有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之语，以为本初罪状。”他以东汉有名的经学家郑玄为例，说当时袁绍（袁本初）接纳名士来撑自己的门面，强迫郑玄到他的营中去，郑玄最后死在那儿。所以曹操在讨伐袁绍的时候，有一条罪状就是袁绍把郑玄给逼死了。顾炎武说：“后之为处士者，幸无若康成；其待处士者，幸无若本初。”（《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一》）就是你别逼人太甚，人家愿意当遗民你就让他当遗民。“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亭林文集》卷三《答李紫澜书》），要让一批遗民存在于政权之外，这是国家的清明政治的一种象征。他希望能够多多少少以自身的现实处境，去影响政府，来改变一下遗民艰难的处境。

顾炎武一方面劝统治者为遗民提供比较好的生存处境，另外一方面他也要劝这些遗民，甚至遗民的后代们，坚守自己遗民的立场。怎么样做呢？顾炎武提出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不做官，甚至不读书。因为中国古代有读书做官的传统，一读书就不能不做官，一做官就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宁愿做“商贾百工技艺食力之流”。（《亭林余集·常熟陈君其墓志铭》）。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