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汉以降，中国的政治权力就掌握在名为门阀贵族的一批人手里，无论是汉的士族，还是胡人的豪酋，都可以算作这个行列中的一份子。这些人不仅有力量，也有文化，有知识。隋朝的根基就是这样一批以关中为基础的军事贵族集团，史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身为隋朝开国皇帝的隋文帝杨坚就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杨坚秉承南北朝时代"篡乱相继"的风格，以权臣的身份登上皇位，那么自然会担心自己手下的这些同样是门阀贵族的大臣们是不是有一天同样会篡掉他的杨姓的皇位。而杨广得到皇帝这个宝座同样靠得是宫廷阴谋。靠着结交权臣杨素在最后时刻干掉了认清楚杨广真面目，想反水的老爹。因此在杨广的心目中，所谓的小民百姓仅仅是一连串的符号罢了，虽然说圣贤书中屡屡有重视百姓的话语，但是在杨广这个目空一切的聪明人眼里这不过都是一些虚无飘渺的空话而已，可是权臣的威胁却让他如芒刺在背。再加上之前杨玄感的叛乱更坐实了杨广内心的恐惧，就让他更加不信任这些臣子。因此杨广觉得当务之急根本不是尽快平定叛乱，而是怎么摆平手下这班不听话的大臣。这个主次一颠倒，问题就非常严重。虽然杨广和他老爹杨坚一样对门阀贵族非常地忌惮，但是二者的不同点是杨坚有足够的威望镇得住他手下的大臣，也有足够的经验和手段来摆平这类对帝国造成危害的事情，但是杨广却什么都没有，他能杀掉一个两个反对他的出头椽子，但是他不可能杀掉所有反对他的大臣，在感觉到大部分的大臣并不赞同他的政策之时，他害怕了，他感觉这个被众多关陇门阀贵族包围着的帝都长安不再安全。于是杨广又干了一件可以说是愚蠢的事情，那就是下江都。

　　下江都以常人的思维简直不可思议，一个皇帝置国家的政治中心不顾，却流连在千里之外的江南小城，要知道虽然当时的江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巨城长安比起来依然差得太远。这样不但大大增加了控制国家的行政成本，而且打乱了之前已经成熟的政令渠道，使得整个上层无力化，简直是变着法子走向国家毁灭的境地。不过如果站在杨广的立场换位思考下，我们会发现杨广下江都其实非常顺理成章。杨广在隋文帝开皇八年为行军元帅，统辖九十路总管，雄兵五十一万八千渡江灭陈，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统一全国。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在平定南方的陈朝之后，为了巩固对江南的统治，隋文帝任命杨广为扬州总管，出镇扬州即江都。《剑桥中国史》中就盛赞杨广对当时中国江南的统一和发展所作的贡献。比起长安，江都才是杨广真正的老巢所在。呆在江都远比呆在贵族门阀林立的长安更能令杨广舒心。当然盗贼蜂起也是杨广最终下江都的一个重要原因，纵观隋末的农民起义，北方比南方严重得多。杨广并不是一个白痴，相反他非常地聪明，苏威的那番关于盗贼越来越近的说法虽然让他非常生气，但是也确实起到了警钟的作用，杨广身前有到处蜂起的盗贼，身后又有众多居心叵测的贵族门阀，于是下江都也就成了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

　　西方有一条着名的"墨菲法则",大意为"一件事只要有可能会变得糟糕，那就一定会变糟糕。"站在杨广的立场上他做的一切都符合逻辑，但是最后的结果表明他作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最糟糕的。在江都他固然可以摆脱关中的那些势力强大的贵族门阀，也可以远离越来越多的"盗贼",但是同样的他也失去了对帝国北部的实际控制。在前朝北周的苦心经营后，关中大地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均十分雄厚，又是府兵制施行的重点地区，有着整个帝国最庞大的军事力量。杨广离开了长安就意味着他完全放弃了关中的支配权。所谓"得关中者得天下",秦汉以降莫不如此，觊觎这块肥肉的野心家大有人在。杨广在远离了危险的同时也同样远离了自己的根本，最终与整个帝国一起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