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控制宫城,宫内逼诏。此环节有三个方面需要说明:其一,在常何率领的禁军配合下,太宗集团迅速控制了宫城其甩诸门。这可从《安元寿墓志》扑捉到一条线索:"皇基肇建,二凶构逆。公特蒙驱使,委以心腹。奉敕被甲,于嘉猷门宿卫。"〔5〕(p.201)志主守卫的嘉猷门,是宫城西面的北门。太极宫其他七门,世民部也当迅速接管了。其二,软禁高祖君臣。尉迟敬德率领70名精兵,将高祖和议事大臣软禁。其三,利用高祖重臣说服高祖交权。当日参加议事大臣有裴寂、萧蠫、陈叔达、封伦、宇文士及、窦诞、颜师古,其中萧蠫、陈叔达劝说高祖答应太宗的逼诏内容,而宇文士及本身就是具体负责配合尉迟敬德逼诏的。在武力威逼下,七位重臣除裴寂外六位大臣都倾向世民,高祖见大势已去,加之世民以亲子的身份投怀痛哭,高祖只好顺势下诏:"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自东上阁门(在太极殿东侧)出宣敕,众然后定。"〔6〕(p.6011)
四、增训新兵,控制皇城。李世民虽然名义上掌管军权了,但京城各口部队,多是建成经营的人马,李世民京城内的嫡系部队力量还很单薄,随时面临高祖旧部及建成、元吉余党的军事威胁,增训新兵,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遣公(张士贵)与将军刘师立招募壮士,曾未浃旬,归公者万有余计"〔5〕(p.131)。这支新军成为李世民牢固控制京城及登基帝位强有力的保障。
五、收洛阳军政大权,取得地方有力支持。《旧唐书》卷五十九《屈突通传》云:"隐太子之诛也,通复检校洛阳行台仆射,驰镇洛阳。"为了取得洛阳地方势力的支持,李世民派亲信屈突通接管洛阳。此前,建成、元吉所属曾告世民亲信张亮在洛阳大肆活动,图谋不轨。虽然经过审问,张亮无罪释放,但李渊和建成在洛阳,也必对世民采取了防范措施。在世民控制长安局势后,马上派屈突通重新收回洛阳控制权,稳固自己争夺天下的根据地,这也是震慑其他地区潜在反对势力的需要,是稳定全国军政局势的重大一环。
六、拉拢军事重臣,控制全国军队。如何对待李靖,是把军队大权牢固地抓在自己手里关键。李世民利用突厥南下之机,在心理上收复军帅李靖。《执失善光墓志》可为证:"于时颉利可汗率百万之众寇至渭桥,祖即遣长子思力入朝献策。太宗嘉其诚节,取其谋效,遣与李靖计会,内外接应,因擒颉利可汗,贼徒尽获,太宗与思力歃血而盟曰:代代子孙,无相侵扰。"〔5〕(p.215)太宗利用突厥大军南下机会,一方面给李靖展示了自身强有力的突厥外援,一方面让李靖了解了重大军事机密,表示对他的信任,打消他的疑虑,促使李靖死心踏地地效忠自己。关于李眅,后面谈张公谨时将涉及。
李世民通过上述系列环节的运作,实现了控制全国军政大权的最终目标。
三、事变的人事安排
下面结合事变展开的相关环节,考察一下事变的主要人事安排。《旧唐书·太宗本纪》云:"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侯君集、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二凶)。"这个名单事实就是事变的领导班子,对照前面的执行环节,基本可以一一对应每个人的作用,现列析如下:
武德九年九月,太宗登基表彰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其中房、杜是文臣,肯定没有直接参加设伏战斗,尉迟敬德参加了并成为主要打手,他功居第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长孙无忌、侯君集如果参加设伏,表现一般,功劳居第一是无法服众的。谋划方面他们也低于房杜,就是房杜功居第一也曾受到淮安王李神通的质疑,因此在谋划方面长孙、侯也无法服众。那他们二人功居第一,就应另有原因。
长孙无忌,在前面引述奇兵组时,曾提到他和高士廉并预密谋,舅甥二人为一组,士廉负责放囚犯,无忌负责武装组织,迅速建起了一支神不知鬼不觉的奇兵,以此功居第一能服众,功居第一里没有他舅舅,本身高士廉也是文官,年龄也偏大,不可能让他带兵冲锋陷阵,也可佐证无忌是奇兵的领导者。
侯君集功居第一,也当在指挥兵力方面。从当时局势看,设伏环节中投入玄武门外围剿东宫和齐王府援军的720名秦王府军队,这支围剿部队的现场领导是最有资格功居第一的。这个人应该是侯君集,从他后来任兵部尚书一职,也可为他的帅才做个注脚。
关于屈突通、张士贵事发当天的作用,依据二人前后历史情况,做一推测,屈突通年龄已经七十一岁,不可能参加现场拼杀,有可能和房杜二人坐阵秦王府或在家待命,事变后被派往洛阳控制局势。张士贵,事变后被任命为太子内率,并被授命招收新兵,控制皇城,这也是事变前就谋定的。
上面所引还有程知节、秦叔宝、段志玄三人,没有确定。如果按兵对兵、将对将的原理,可如此对应:侯君集对薛万彻,程知节、秦叔宝对冯立、谢叔芳,在名单中程知节、秦叔宝排在侯君集后,如果推测不误,当是侯君集的两个副手,也是玄武门外攻击力量重要领导人。
关于段志玄,《旧唐书》卷六十八《段志玄传》记:"巢刺王(齐王死后封号)元吉竟以金帛诱之,志玄拒而不纳,密以白太宗,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元吉。"他是后面提到的"九人诛二凶"成员之一,有可能也是进入宫内70精兵的副头领。这样他在名单中有一席之地才说得过去。
以上就是参与事变主要领导名单的情况。接续这个名单的分析,玄武门内设伏"九人诛二凶之说"也就清晰了。
《旧唐书》卷五十七《刘师立传》记:"刘师立与尉迟敬德、庞卿恽、李孟常等九人同诛建成".卷六十五《长孙无忌传》记:"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常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
前面已经排除了侯君集、长孙无忌,确认了尉迟敬德、段志玄。其中疑问比较大的是张公谨,在翻阅《两唐书》、《资治通鉴》时,发现张谨与张公谨二名,《通鉴》记"武德八年八月,并州总管张谨与突厥战于太谷。全军皆没,谨脱身奔李靖。"而《旧唐书·高祖本纪》则记为张公谨。张谨、张公谨实为一人。《张公谨传》未记其太谷败绩,是修史者隐晦此事。而本纪中则显露出其实就是张公谨兵败太谷。从贞观三年,张公谨上突厥可取六状,也可见他念念不忘自己当年的败绩,终于协助李靖击败突厥,洗雪耻辱。另外太谷之败后,张公谨任职问题有必要深究,《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记云:"(武德九年七月)封右内副率张公谨为右武候将军。"《张?墓志》略记:"祖公谨,唐朝授右武候长史,隋邹虞三州别驾,太子右内率,右武候将军。定远郡开国公。"〔7〕(p.915)张公谨升任右武候将军前,《通鉴》说其为右内副率,《墓志》说其为太子右内率。右内副率为确切,撰写墓志的人把副去掉了。这和今天说某副处长,在一般场合都以处长相称一样。右内副率是太子手下掌宿卫侍从的副职。他在太谷全军覆没后,未受严重处罚,反任太子右内副率,可推测其间李建成为拉拢势力,在高祖面前保下了张公谨,并以亲信对待。在太子建成和世民两大集团冲突日益尖锐的时候,李世民曾"召公谨,问以自安之策,对甚合旨,逐渐亲遇"〔2〕(p.2506)。张公谨是事变前不久被世民亲遇的。太宗问他"自安之策",其实暗含太宗探询张公谨的立场,让他明确表态。另外《张公谨传》记:"初未知名,李眅骤荐太宗,尉迟敬德亦言之,乃引入幕府。"也可知他和重要军事人物李眅两个军事重权人物有关联,因此太宗决定采取行动时:"(太宗)遣卜者灼龟占之,公谨自外来见。遽投于地而进曰:'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今即在不疑,何卜之胥?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太宗深然其言。"〔2〕(p.2506)张公谨激烈的效忠表态,才促使太宗下了最后的赌注。"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双方所用的手段基本上是相同的。""收买对方爪牙,李建成曾以重金收买李世民手下骁将尉迟敬德、段志玄等人,都被回绝了。李世民收买李建成手下将领常何和太子率更丞王致却获得了成功。"〔4〕(p.92)这样建成手下的主要人物,次要人物都发挥了内奸作用。《张公谨传》记:"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关以拒之。"就当理解为太子右内副率张公谨切断李建成的援兵,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其在太子建成属下的职位权限,并非仅凭他个人的"勇力".在设伏九人可以排除他,因为他不会和其他人一样,对曾经有恩于他的旧主子正面交锋。从他事变后的表现,基本没有大的失误,如果按照他在事变前后的作用,他应该有机会陪葬昭陵,而他的葬地是在尉氏县西沉家村,与他原来的老领导任环同葬一县。张公谨死时,太宗曾失声痛哭,很大程度是由张公谨联想起自己兄弟相残一幕,是对自己违背天理人伦行为的忏悔。这些材料也可佐证张公谨在事变中的内奸作用。这样余下李孟常、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庞卿恽等七人,连同尉迟敬德、段志玄计九人,这九人才是史书所记"九人诛二凶"的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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