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伟斌的积极应对相比，当年遭遇“倒曹派”围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对此并没有显示出多大的热情。重提旧事，他显得谈兴不浓，“搞这行的都不愿意谈这个事。”在他看来，有关曹操墓的学术争鸣再正常不过，但演变成一件不依不饶的社会事件，博人眼球很没有必要。但他表示，搞这行的都认为是曹操墓。而且“不管从时间、地点、空间上看，西高穴大墓墓主都指向曹操。”

　　围观者回归理性

　　当年沸沸扬扬的真假混战曾集聚多少人参与其中，但喧嚣过后，更多人的态度更加理性。有网友说：“我们不得不思考：这场口水战到底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多数人认为，证真与证伪双方都难以被公众信服。“挺曹派”中由于充斥了太多的利益驱动使他们的证言缺乏说服力。“倒曹派”中由于没有多少考古专家，容易造成外行说事，也不足以信服。

　　反观曹操墓争论，背后折射出的是社会公信力的下降。公众以往对学术、学者的“笃信”，已渐渐被“疑虑”所取代。学术和学者如果“涉嫌”沾上经济利益，就可能影响学术结论的严肃性，甚至损害学术的公信力。

　　相关链接

　　争议焦点

　　◆关于墓葬形制和规格

　　徐光冀：从墓葬的形制和规格上看，西高穴的2号墓规格较低，不应该是文献中记载的曹操高陵。

　　潘伟斌：徐先生并没有罗列出西高穴2号墓的形制和规格低于东汉诸侯王墓葬的理由。如果理由是指该墓葬没有东汉诸侯王墓葬的回廊或是其墓室前后室由长方形变化为方形，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作为有开创精神的魏武王曹操为区别于东汉旧制故意取消回廊而采用的新的墓葬形制。如果是指墓葬随葬品中没有银缕玉衣或铜缕玉衣，是因为曹操提倡薄葬，严禁随葬玉衣。因此，该墓葬没有出土玉衣是很正常的，如果有玉衣出现，那就更要排除其为曹操墓的可能性了。这样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该墓葬应该就是曹操墓。

　　◆关于石牌

　　徐光冀：那些刻有“魏武王常所用”石牌，只说明刻铭石牌的时间，还不足以说明该墓即为曹操墓。作为随葬品只需刻名称、数量，埋入墓中，不需要刻上墓主人的名字，如要放置刻铭，也应如六边形铭刻一样，标明物品名即可，何必要标明”魏武王“，这恰好说明该墓非魏武王之墓。

　　潘伟斌：如果徐先生这种说法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前的汉代墓地设有墓碑？为什么此后各代的墓葬中还随葬有墓志？在这些墓碑和墓志上为什么还特意刻上墓主人的名字、生平和功绩？难道说这些刻铭石牌或后来出现的墓志是给后世人看的吗？我想大概不是的。它们是对墓主人生前地位和功绩的肯定。

　　我们在《西高穴2号墓考古简报》中明确了石牌分为两类，一类是六边形石牌，其上面刻有随葬品的名称和数量，另一类为圭形石牌，其上面刻有“魏武王常所用”字样。它们之所以在形状上有区别，刻字内容上有不同，是因为这些石牌在功用和对墓主人自身意义上来说是有区别的。“常所用”应该是指其生前曾经使用过的东西，也可能是其身份地位的标志，对标明其生前特殊身份有重要意义。其他物品之所以采用不同形状，所标明的可能是其死后定制的明器。

　　◆关于人骨遗骸

　　徐光冀：首先，墓中出土的三具遗体是同时下葬，还是分次下葬，由于田野工作的疏忽，现在已经难以确定；其次，其中一位女性遗体经鉴定是50岁左右的女性与卞后的年龄不符。如果认定此墓为曹操墓，那就一定会有卞后，如果没有卞后就不会是曹操墓了。

　　潘伟斌：至于该墓葬是不是合葬墓，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是不是分次合葬，我们的回答也是肯定的。由于第二次打开进行合葬时，所挖墓道的宽度大于原来墓道的宽度，所以在清理墓道时是看不出两次打开墓道时的打破关系的。不过，在墓道的底部还是留下来了一些蛛丝马迹。另外在合葬时，因为不清楚墓门的准确位置，在打开墓道时向西挖过了一点，一直挖到了墓葬前室的顶部，因此，在墓门上的剖面留下了清晰的第二次打开的痕迹。关于墓葬中遗骨年龄的问题，所有曾经参与鉴定的体质人类学专家均认定那具男性骨骼的年龄为60岁左右，是符合曹操去世时66岁年纪的。而那两具女性遗骸的鉴定却有不同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明辉和人类学研究专家张君先生鉴定的年龄为年纪大的为50岁左右，年纪轻的为20岁左右。吉林大学的朱弘教授根据其头骨上骨缝的愈合程度，认为年长者在60岁至70岁之间，但是根据其牙齿磨损程度，其年龄又在40多岁，因为鉴定最为准确的趾骨联合面没有被发现，所以，其真实的年龄还有待于进一步鉴定；而那位年少者为17岁至18岁之间。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