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创教之初，他就一直很少参与繁杂艰苦的具体事务，而是沉醉于制定规矩、讲究排场、编造神话、神化自己。所有政务，先是委之冯云山，后是委之杨秀清。他既没有操作具体事务的才能，也没有那种耐心和毅力。(张宏杰：《心不在焉的革命者：洪秀全》，《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6期)

　　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固然有其非凡的一面，但他始终缺乏一种企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这是他执迷不悟的缘起，也是其最终失败的根由。

　　【时代大潮中的洪秀全与西乡隆盛】

　　一位成功的领袖，首先应该是才智卓越的人才。以识树威，以能树威，以情固威。而在见识能力上，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亦远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洪秀全本身是一个四次落第的秀才，从他后来那些大量俚俗混杂文理不通的诗文看，他确实是一个资质平平、毫无灵气的人。他对“读书明白”之人绝大多数嗤之以鼻，自己不读书，还不许别人读书——包括他自己的儿子。“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他掀倒孔子牌位，焚烧儒家经典，捣毁庙宇偶像，尽弃所学，致力于“向西方寻求真理”。可实际上，他既没有读懂西方宗教教义，又不懂革命为何物;既不明白世界大势，更不理解资本主义为何物。

　　洪秀全对待文化的态度，决定了太平军的人员构成。由于科举场上的失利阴影，他潜意识中总把有文化者视为异己。太平军公开造反之后，只有少数读书人愿意参加。一听说太平军即将占领某地，读书人便闻风而逃。有些无法逃走的，宁愿自杀也不为之效劳。当太平军需要一些识字的人，在南京初次招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考者斩首不留。纵然出了这种极为凶暴的公告，偌大南京被屠刀赶进考场的也只有三十多人。其中几个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特意借试卷发泄敌对情绪，他们明知这样会被杀被磔也在所不顾，比不应考更决绝勇烈。可见太平军与知识阶层的对立，到了何其激烈的程度。

　　曾国藩正是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名，号召士大夫与太平天国为敌。他在《讨粤匪檄》中以充满激情与鼓动的文字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这几句话着实厉害，一下子把洪秀全摆到千年纲常名教的敌对面，摆到千千万万读书人的敌对面。清廷以传统道德的精神力量凝系了传统制度下的社会力量，时间一长，战局逐渐倒向代表传统“正道”的曾国藩一方也就势所难免了。洪秀全喝下了自己酿造的轻践文化的苦酒。

　　他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更缺乏领导实践能力，最后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可是不甘于做橡皮图章的洪秀全，有时也要乱出主意瞎指挥，结果导致冯云山被清军炮击死于全州蓑衣渡。这一来使洪秀全在军事上不敢再指手画脚。没有军事指挥、行政领导能力的洪秀全，到南京后干脆退出一线，尽情享福。在豪华无比的天王府里，面对官员们呈上的奏章，他一概盖上“旨准”的图章。而越不管事，便越缺乏管事能力。到了太平天国迅速走向衰亡的后期，他完全只能依靠“天意”支撑自己了。

　　洪秀全所处的时代时逢中西交冲，身处千年未有的时代变局，他左支右绌，无力应付。在太平天国所有来访的传教士中，美国人罗孝全是最受礼遇的一位，因为他曾是发迹前洪秀全的宗教老师。然而正是这位自称一直是洪秀全“革命运动的朋友”，在与洪秀全相处不久后即想方设法逃离天京，与太平天国反目成仇。1862年2月4日，罗孝全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说：

　　在他们中间生活十五个月后，我的态度完全转变了。我现在反对他们的程度并不亚于我当初支持他们的程度……我相信他(洪秀全)是一个狂人，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府，根本不配做一个统治者;他和他的苦力出身的诸王，没有能力组建起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组建一个像衰老的清政府那样带给人民同样利益的政府。

　　罗孝全的离去与反目，成为太平天国与西方传教士、基督教彻底破裂的标志与象征。过去曾持同情、观望态度的西方列强，转而将枪口对准了太平军将士。英、法两国除在上海外围与宁波地区直接出兵进攻太平军外，还准许戈登、日意格等现役或退役军官受雇于清廷，组织常胜军、常捷军等残酷围剿。仅就这一重大战略的失策，也足见洪秀全严重缺乏战略家的眼光和胸怀。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