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主张国家至上，而代表国家的是君、皇帝或其他称号的最高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切都是君的，所以，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如何统治就如何统治。法家正是要教导君如何利用"权、势、术"来统治人民的。因此，封建专制的实质就是"君临天下"的一人统治。我们并不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大秦帝国》证明了，秦国正因为有秦孝公、秦始皇这样的明君和商鞅这类贤相才统一了中国，而当时甚至比秦国还富有、强大的魏国等六国，就是因为昏君庸相而败国的。中国历史上的光明时期也在于有汉武帝、唐太宗、康熙大帝之类的明君，而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也无不与昏君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英雄创造历史"的说法。一个人决定天下大事是各个时期历史的共性，但也埋下了祸根。
首先，在封建社会的继承制下，君是好是坏就取决于遗传因素了，但遗传不能复制明君。因此历史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是明君，还是昏君。从《大秦帝国》中看，从秦孝公到秦始皇之间既有明君也有昏君，但总体上是明君多于昏君，而且明君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大于昏君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所以秦国成功了。我们可以假设，如果秦国每一代都是明君当权，统一中国的步伐是否可以更快一些？当然，如果是秦孝公之后没有明君，中国历史就不知该如何写了。明君与昏君的交替出现就决定了中国历史的乱治交替。当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时，这不能不说是悲剧。
其次，一个人再伟大也不会没有缺点，而且再伟大也不会不犯错误。当同样一个君伟大正确时，他会推动历史进步，但当这个君犯错误时，也会阻碍历史进步，给人民带来灾难。在《大秦帝国》中当秦始皇伟大正确时，他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当他重用赵高和李斯，又排斥可成为明君的扶苏时，就造成秦二世而亡，并给人民带来几十年的战乱，百姓涂炭。评价秦始皇不能只肯定其伟大的一面，而忽视了他晚年在接班人问题上犯的不可饶恕的错误。其实历史上每一个伟大的人物都是如此。
明君犯错误比昏君的结果还可怕。明君靠自己过去的业绩造成别人对他的绝对迷信和绝对僵化，这时他就成为神一样的绝对权威。他个人对自己的迷信也膨胀，当他作出错误决策时别人只能盲从，即使有个别清醒者也会淹没于全民皆疯的状态之中。秦始皇后期的决策即使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也没法抵抗，正在于此。在明君的领导下，大家可以一心一意干好事，也可以一心一意干坏事。这是最可怕的。秦二世而亡，不仅是秦始皇个人的悲剧，而且也是秦朝所有臣子的悲剧，他们以支持暴政始，以被暴政消灭止。
最后，"君临天下"决定一切，就使人们企望"明君贤相".这大概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普遍的心态。这就造成人民普遍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逐渐失去了自己的大脑，成为明君贤相的应声虫。所谓"肉食者谋之",正是几千年来人民不能关心政治，也不关心政治的写照。我们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除了争着把自己的知识卖给君王之外，有独立思想的有几个？专制之下必定盛产愚民。其实这也是专制的需要。愚民永远是独裁者的社会基础。专制者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炮制出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愚民。如果谁不愚，就要消灭。现在不少人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大秦帝国》的作者也是这种态度。无论焚书坑儒的事实真相如何，专制者本质上是与知识分子对抗的。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为专制者出谋划策、抬轿吹喇叭，也有点知识的人（如法家）或者对专制没有大伤害、还有点实用价值的人（如医家、农家），而是有独立意识的人。任何一个专制政权都要消灭这些人，因为他们不仅死不服从皇帝，而且还可以煽动别人。为秦始皇焚书坑儒辩护，说穿了就是对专制情有独钟。我不能接受的一点，正是《大秦帝国》美化了中国第一个封建专制政权，也美化了专制者。
现代民主政治下仍需要一个明君，但这个明君不再是绝对权威。他做出正确的决策可以推动历史前进，造福社会；他做出错误的决策可以由一套制度化的方式加以制止。民主的核心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不存在绝对权威，任何权力都有另一种权力制衡，即一套权力的制衡机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决不是一场辛亥革命就可以消灭的。推翻帝制容易，消灭封建专制不易，消灭人们心中对专制的崇拜更难。民国时北大英文教授辜鸿铭以留有前清的小辫子着称，他对学生说："你们不要笑我这小小尾巴，我看这并不重要，剪下它极其容易；至于你们精神上那根辫子，依我看，想去掉可不容易。"要从制度和心灵上剪去封建的小辫子其难度有多大，我想每个人大概都有所体会。鲁迅先生的《风波》所要说明的也有这层意思。
国由君治，但在民与君之间尚有巨大的鸿沟，而且治一个国有千头万绪的事情，这也非君可以包办一切的。就像秦始皇这样能力超群、精力过人的君也不能亲自处理天下的一切事。因此，这种封建专制体系在君和民之间必然有一个金字塔式结构的庞大官僚体系。官僚体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秦国能统一中国与这种高效的官僚体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大秦帝国》中展现了各国的官僚体系，也突出了秦国官僚体系的超强能力。
中国封建专制下的官僚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的体系，从上至下实行垂直式领导。这是实现专制所必需的。金字塔中每一个层次的官员都是最上层皇帝实现自己的意志和决策的工具，它所强调的是绝对服从。秦国是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一切为战争服务。建立这种体系有其历史必然性。以后的统治者认识到，要实现自己的绝对统治，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志，也是这种体制效率最好。专制制度需要这种垂直式体系，而现代民主社会强调权力制衡，所以尽管也需要这样一个官僚体制，但采用垂直式与扁平式并存，既有统一，又有分权。
要了解这种官僚体系的运行与效率，首先应该明白，正如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指出的，这些官员和每一个人一样都是经济人，他们行为的目标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他们也会高唱"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或者"齐家，治国，平天下",实际上是"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他们的个人利益在于职务不断提升。职务和权力决定了他们的一切享受，所以提拔是最终的目的。我们说官员是经济人决没有任何贬义，为个人利益行事也是中性描述。关键是在不同政治机制的引导下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当代民主制度下，官员或是民选或是文职。当官员是民选的时候，你只有为社会做好事才能当选，官员的个人利益（当选）和社会利益是一致的。当你是文职时，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只有做好这种管理工作，才有晋升的希望。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也不矛盾。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员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可能一致，也有可能不一致。这种制度下能够晋升取决于上司是否欣赏。如果最上层的君所做的事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这个官僚体系就能起积极的作用，《大秦帝国》中秦国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秦王朝的官僚体系就起了这个作用。但当最上面的君在阻碍历史前进时，这个官僚体系就会起消极作用。秦在统一中国之后，这个体系在焚书坑儒中的作用不也是在加剧秦二世而亡吗？
从中国封建社会来看，这个官僚体系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官僚体系可以成为皇帝和人民之间沟通的渠道，但也会成为"肠梗阻".这世界上本来就是信息不对称的，官僚体系可以改善这种不对称，也可以加剧这种不对称。如果是明君，又像唐太宗那样善于纳谏，官僚体系就可以纠正皇帝的信息不对称，给他更多正确的信息，有利于皇帝做出正确的决策。但这种体制下，皇帝有自己的偏好，这就会使官员向皇帝传递、甚至捏造假信息，误导皇帝的决策。封建社会中常有"祥瑞"之说，《大秦帝国》中也描述这种"祥瑞"."祥瑞"是用各种自然界或有或无的现象来预兆人间的吉祥。这本身就是下面官员捏造的假信息。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