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小时候不必出村就能看戏。老实说，那时的我是看不懂戏的，看的只是一个热闹快活。

　　至今想来，这仍是我童年里最值得庆幸的一件事儿，就因为俺村里有大平调剧团，自然看戏很是方便，想看戏出了家门，一抬脚儿就到了戏台前，毋须奔波劳累。不像邻村的孩子需要缠搅着和大人一起，或者呼朋唤友三三两两结伴远道而来。

　　如今的我已届不惑，随着人生阅历的日渐丰富，对舞台上的生旦净丑、戏文里的悲欢离合也有了更深刻地理解和感悟：虚弄干戈原是戏，又加装点便成文。都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戏里戏外又有谁能够说的清道的明？能够时时处处把捏的恰到好处？就像十多年前，张国荣曾用心演绎的一曲千年绝唱《霸王别姬》，现在还已然鲜活在许多人的心里，戏里戏外都是触及灵魂的感怀感伤和感动。

　　扯得有点远了。就在2010年麦熟飘香的季节，那曾经的乡土乡情乡音一直在梦里守望着我温暖着我呼唤着我，大平调铿锵唱响不绝于耳。我只好放下手中的一切杂务，回到了家乡--淇县泥河村。当我一个人站在那曾风光无限的村中戏台前，台上除了站立着四根电线杆水泥柱和一尊小石狮外，极目一片野草丛生，凋零的让人有点目不忍睹，翻搅的心中五味杂陈。

　　乡亲们都在忙着夏收秋种，村庄里、田野里到处人车如流，热浪鼎沸。这曾经热闹非常欢乐无限的戏台，如今再也无法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爱怜了！别说是从它跟前来去匆匆路过的行人，就是经常靠在戏台前聊天晒老阳儿的老人们，也庸懒的不想再多看它一眼。

　　这戏台的确是够寂寞冷清的，我想。就在十多年前村里的大平调剧团解体前后，淇县方圆几十里的其它剧团也都相继解体了。淇县，古称朝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近百余年间境内曾流行豫剧、大平调、曲剧、乐腔、五调腔等多个剧种，最多时拥有各类剧团达数十个，现如今全县也只有一个近乎瘫痪的剧团。即使放眼鹤壁市境内，似乎现也没几个像样的剧团，比较有名的当属戏曲梅花奖获得者金不换为团长的鹤壁市豫剧团，因此剧团稀少既不好请，且花销费用大，村里也就很少去请外面的剧团来演出。

　　二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那是个全民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狂热年代，斗来斗去的结果造成物质相当匮乏，人们缺吃少穿，无论想买点什么都需要凭票定量供应。我小时候吃的是粗茶淡饭，几乎天天喝能照见自己影子的稀粥野菜汤，所以就天天扳着指头翘首企盼过大年。只有年节时，才会有些许鸡、鱼、肉等寻常吃不到的食物，才可以穿新衣，放鞭炮，疯着闹。

　　刚一入正月初六，村里就会迫不及待地唱开大戏。乡村演戏，以放三眼铳为令。听到第一次放炮演员就得赶紧吃饭；第二次放炮，演员开始化妆，作演出装备；待第三次炮响，得马上开戏。

　　当时一听到炮响，心就慌了，哪怕自己正在吃饭，也赶紧三两下把饭扒拉到肚子里，一搁下碗筷，就一溜烟向村东戏台跑去。等到了戏台前，才发现台上有三五个大人在忙着演出前的准备 ,台下大多是我们这些小朋友，原来演戏还早着呢。我们就像一群小猴子，在台上台下来回地窜跳，东瞅瞅，西瞧瞧，这招招，那摸摸，叽叽喳喳，打打闹闹，总闲不得。

　　过了一会儿，本村的演员们和村里村外看戏的人们才三三两两接踵而来。等第三次炮响后，戏台上的梆锣铙钹鼓弦笛号等家什儿猛一阵敲打吹奏，如千军万马呐喊嘶鸣，振聋发聩，戏也就要开始粉墨登场了。

　　儿时的我的确是看不懂戏。但说也奇怪，每当戏一开唱，我却会立即安静下来，躲藏在台上吹号的父亲身边，努力地颠起脚跟伸长脖子瞅看，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跟台下的观众一起鼓掌叫好。

　　那时，经常演出的既有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还有《铡美案》、《铡赵王》、《打金枝》、《辕门斩子》、《三娘教子》等传统剧目。虽然每场戏我都不能坚持看完，往往是看了一会儿，就偷跑下台去，在人山人海里来回穿梭，挤到卖针头线脑的、卖江米蛋（糕）的、捏糖人的货郎挑前好奇地观看，往往忍不住，就会掏出自己挣得的一角二角的压岁钱，或买块江米蛋（糕），或捏个糖人吃，感觉无比的满足幸福。

　　最让我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在二十世纪80年代前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只有约三十人的村大平调剧团，我们一家居然有四个人都是演员，有父亲、大哥、二嫂、姐姐，很多时候他们四人还会同台演出，这一度被村子里的乡亲们传为佳话。父亲是剧团的长尖号手，一把铜篾号能够吹的如响遏行云，铿锵激越，荡气回肠，为剧目增色不少。

　　每次演出《辕门斩子》剧目时，大哥演杨六郎，姐姐演杨宗保，二嫂演穆桂英，演到穆桂英为救杨宗保下山，和公公杨六郎好一翻唇枪舌战，甚至不惜以武力抗争，顿时台上剑弩拔张，气氛紧张热烈，此时，父亲的长尖号骤然鸣响，慷慨激昂，响彻干云，台下观众纷纷喝彩叫好！

　　三

　　2006年的初春，一直身体康健，精神矍铄，快要步入九旬的父亲突然走了，走的时候平静而安详，给我们留下了那只陪伴着他大半辈子的长尖号。

　　铜篾号是大平调剧目不可或缺的主要乐器之一，也是父亲最情有独钟的演奏乐器，据说是村剧团当时花重金专门为父亲购置的。在我的记忆里，身体笨拙，伸开来足有一米半长的长尖号，肯定没有轻巧的小铜号好吹。

　　在解放后的数十年间，有着千余口人的泥河村，也几乎只有老实巴脚的父亲能把铜篾号吹的随心所欲，激越嘹亮。正因此，一直与泥巴打交道的父亲，成了我们兄妹五人心中永远的骄傲。我们兄妹五人自小都曾跟着父亲学吹长尖号，也有一些乡亲们晚饭后趁空儿到我家里来跟父亲学，父亲都会一视同仁，手把手极认真热情地教。

　　很可惜，不少的人刚刚学吹，就会立即打起了退堂鼓。我大概是四五岁时第一次学吹，让父亲托着那只粗长的铜篾号，我学着父亲平时吹号的样子，像摸像样地用一双稚嫩的小手紧握长尖号前臂，将小口儿对着号嘴儿，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儿，鼓起腮帮子就狠命地吹起来。由于气流不畅，结果号没能吹响，倒吹的整个脸腮都肿炸开了，生生抽筋疼痛，脑门子也嗡嗡地鸣叫。乖乖，我算是领教了长尖号的厉害！至今想起来，双腮还会隐隐生疼。

　　每晚睡觉前，父亲大都会拿出他心爱的长尖号，细细地摩挲擦拭一番，时时还会忍不住得意地吹上一会儿。之后，再美美地哼唱一两段大平调方才入睡。

　　我们兄妹五人当中，现在只有二哥算是能够子承父业，把父亲留下的长尖号吹得激昂悠扬，荡气回肠。

　　四

　　解放前后的半个多世纪，乡亲们忙完了秋收秋种之后，村剧团的业余演员们就利用年前这一段冬闲时节，聚集在大队队部的院子里吊嗓、练功、彩排剧目。他们往往不计报酬，不求名利，不惧艰苦，抛却烦忧，自编自导，自娱自乐。

　　老支书李香元曾担任村剧团团长，是个远近闻名的戏迷，特别好听大平调。小喇叭里凡播大平调，他总要走到喇叭跟前站着支起耳朵听完，有谁在一旁说话走动，他就会急得吹胡子骂娘。他最赏识村剧团里有个唱红脸的，一次，唱红脸的盖房砸折了腿，他比人家老婆还急，亲自送去县医院治疗。但红脸到底落下了残疾，没法登台了，他就在村广播室装了个好麦克风，让其每天晚饭后到村广播室去唱。光听还不过瘾，他就亲自学戏当演员，在舞台上填补了红脸留下的缺。在他的领导和努力下，村剧团的设施装备有了很大改善，演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还经常会应邀到外村外地演出。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