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要用“地方志”这样的形式来写《炸裂志》？

　　阎连科：我的小说从来不缺少故事，不缺少人物，不缺少千奇百怪的情景和细节，而是缺少某种讲故事的方法。这不光是小说的形式，还是小说的思维。比如我用《四书》的方式讲，我用《受活》的方式讲，我用“地方志”的方式讲，同时也都包括小说的叙事和思维。如《炸裂志》中有很多最真实而又超想象的细节，他们的来源不在于故事，而是故事的思维和方法。地方志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小说的思维。思维的方法决定了很多故事最本质的东西。

　　基于非常自私的想法提出“神实主义”

　　“要尽可能地放弃物理逻辑关系，只强调内因果”

　　记者：你称自己的小说是“神实主义”,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阎连科：我的想法是：或者，中国作家的写作可能确实还没有逃离西方文学的框架；又或者，我们早就逃离了，中国的写作已经非常丰富，非常“中国”,可批评家有点偷懒，没有把这些东西放在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理论中去讨论，似乎只有这样他才能说清楚，好像读者才可以理解。

　　比如今天评论阎连科的小说会说什么批判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狂想现实主义、现代后现代、黑色幽默……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套到阎连科的作品头上。你有时候很高兴，有时候心里很不爽。我是基于这样一个非常小的非常自私的想法提出“神实主义”的。

　　中国作家无论如何，今天写作怎么样，借用、汲取多少西方的写作经验，但我们最终都必须完成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不能完成西方的现代性。

　　记者：那“神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是什么？

　　阎连科：你看拉美作家的作品可以发现，魔幻现实主义最大的特点，一是所有魔幻的都是人无意识的，比如所有人会突然梦游，这是最无意识的东西。二是我们认为魔幻的，其实都有内在物理因果关系。比如人生出来都长尾巴，这是和我们人类的进化有物理关系的；再比如磁铁经过家具时家具上的铁钉都会纷纷掉下来，磁铁和铁钉是有物理关系的。包括《百年孤独》里最后主人翁坐着飞毯走掉了，而这前提是刮了一场飓风，那飞毯是借风、被风刮跑的，这也是有着物理关系存在的。所以，我认为这是某种半因果关系，是物理逻辑关系的不对等，很小的原因有很大的结果，或很大的原因导致出很小的结果来。

　　而“神实主义”,是要尽可能地放弃这种物理关系，只强调内因果。中国的现实有太多的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事情表面的因果逻辑关系完全不存在，但它必然有个内在的、看不见的因果关系，这就是我强调的神实主义。比如小说的开头，村长特别想和秘书耍一腿，但秘书不同意，后来村长变成了镇长，秘书的衣服扣子自己就纷纷掉落了，主动在镇长面前宽衣解带了。这儿其实是有个“内真实”、“内因果”,而这内在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那就是权力的无所不能。《炸裂志》很多地方都贯穿了这种内因果的关系，根本上是这个区别吧。

　　“炸裂市”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每部小说都没有争议，那才是不正常的”

　　记者：可见您这部小说的抱负其实是蛮大的，炸裂村如何变成炸裂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命题。

　　阎连科：当然有些话不太该说，其实一个作家是可以写出大小说的。为什么要用一滴之水去映照大海，直接写大海不就行了？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写大海，所以才写了一滴水呢？我们有以小见大的传统，那我想就直接写个大的行不行？我以为，一个作家要有能力，要尝试，要有勇气去审视一个民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很早就想写一个“大”的小说。这个大，不是指他的长度，而是指它现实的容量和体积。但在小说中，有些地方最后没有写下去，包括说这个地方可能不光只是变成了直辖市，它甚至有可能变成一个国家。这个情节担心不能出版，最终没能写出来。

　　记者：所以写这部小说跟之前的长篇感觉会很不一样？

　　阎连科：写《炸裂志》有种轻快的畅感。之前写《四书》、《丁庄梦》、《受活》、《日光流年》，都非常痛苦，因为那种写作不能给你带来快感。但《炸裂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忽然有了太多召之即来、挥之不去的想象和奇异的情节，好像小说情节就放在书桌上，每天你坐在桌前，拿过来就写了，没有任何地方是卡壳的。小说就这么行云流水地写了出来，好像一提起笔，它就在那里。之前写的几部小说，有时候你还是要去想想构思什么的，而这本小说，最有趣的地方，恰恰是最不需要构思的。

　　记者：其实也还是跟您对当下社会的体认有关系，包括你十几年前就想写姐姐妹妹的故事。

　　阎连科：是，我觉得你对现实的关注，可能是你的命运决定的。比如说你从小来自于最底层的乡村，而今天你所有的亲人、疼爱的人，仍然生活在那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最关心的仍然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这些亲人，其次才会关心你的朋友，再其次才会关心朋友以外的人，这个关心、爱的次序是非常清楚的。当你最爱的那些人，仍然命运坎坷，生活非常艰难的时候，你会去思考许多现实的问题，会和现实有种很紧张的对立关系。这种关系，自然会被你带进小说中。

　　拿我来说，我的尴尬之处是：第一我绝对不是北京人；第二我也不是原来那个乡村人。那个乡村不会再认同你是那里的人。这种尴尬，其实对写作有好处，这让你可能更客观地去认识那块土地，既保持非常复杂的情感，又有更客观清醒的认识。如果你一直在那片土地上，可能无法认识外面的世界，也无法超越那块土地。你离开了，就可以清晰地去认识这片土地上的文化、乡俗、权利和婚丧等一切文化的复杂性和现代性。

　　记者：“炸裂市”的原型是深圳？

　　阎连科：至少和深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圳给了我写作的启发。这个小说直接写一个乡村在三十几年间变成超级大都市，人们首先就会想到深圳，从小渔村变成今天这样。小说中某些情节确实也是来自深圳的。比如开头写到孔家弟兄四个听了父亲的话，分别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走，那是一个深圳的朋友很早时候告诉我的，说深圳当年来了四个大学生，到了那里什么都不懂，为了生存，为了命运，就果真在某一夜的酒后朝东西南北去冒险了。小说里的弟兄四个的命运方向，其实就是这四个大学生的命运方向。

　　记者：您之前的不少小说引起了蛮大的争议，现在也包括对《炸裂志》的某些非议，您一般怎么看待它们？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