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这样回忆他第一次见到蔡元培的景象：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此后，冯友兰曾多次撰文，评价蔡元培的人格与气象。冯友兰将蔡元培的这种气象，视之为“君子的气象”.他说：“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又说：“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的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

　　蒋梦麟回忆初见蔡元培的场景：“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嘉宾会集，觥筹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

　　蔡元培性情温和，平日里无疾言厉色，无论遇达官贵人还是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始终如一。凡与蔡元培接触过的人，无不认为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陈独秀曾说蔡元培哪怕是生气，“态度还很温和”.蒋梦麟认为蔡元培的为人可用“平淡冲和”四个字来概括。北大的学生和同事则经常使用温和、谦和、温恭、性情温和、和平敦厚、温和诚恳、慈祥诚恳、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庄严慈祥、风度休休、彬彬有礼、不严责人、无疾言厉色等字眼来形容蔡元培。

　　正因为如此，蔡元培曾被一些偏激的人冠以“好好先生”的外号，事实并非如此。蔡元培平日温、良、恭、俭、让，但一旦遇到原则和重要的事，他的态度就变得非常的坚决。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讲义费，争辩过久，蔡元培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对此，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同样，林语堂也在《记蔡孑民先生》一文中讲到：别看蔡先生平时很随和，饭烧好也吃，烧焦了也吃。“其实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词》中，用“有所不为，无所不包”八个字来评价蔡元培的一生。他说：“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对其深表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电报中称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美国着名哲学家杜威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蔡元培病逝后，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罗家伦则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