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中国和印度同为文明古国，有同样优秀灿烂的古代文明，近代历史上又同样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与压迫。中印相同的历史境遇，使泰戈尔在热爱印度的同时，也给予中国极大的关注与同情。泰戈尔一贯强调中印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合作的必要性。1881年，他写了《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谈话，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泰戈尔晚年经常怀念中国的锦绣山河和结识的中国友人，在他谢世前6个月的1941年2月21日，他以饱含思念之情的笔墨写了一首自由体诗《我有一个中国名字》。

　　1924年，泰戈尔应梁启超、蔡元培之邀访华。5月21日，泰戈尔在徐志摩的陪同下，前来太原访问。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英文秘书潘太初和省城30多个群众团体的代表，在正太路火车站迎接他们。下午4时许，火车停下来，满面苍髯的泰戈尔，头戴绛色冠，身着青色袍，神采奕奕地走出车厢，一时欢声雷动，有的放鞭炮，有的奏号乐，场景十分热烈。前往欢迎的人，脱帽向他致敬，整个正太车站挤得水泄不通。泰戈尔和欢迎者不断握手，热情地打招呼。

　　5月22日下午，泰戈尔由山西文言学校的美国人卫西琴、潘太初陪同在督署内北厅访晤山西督军阎锡山。阎锡山在此后不同的场合多次回忆与泰戈尔晤叙一事。

　　据当时太原报纸记载，泰戈尔到并后，受到教育文化团体的普遍重视。

　　5月23日下午3时，他应省教育会等教育文化30余团体的邀请，在文瀛湖公园大自省堂（现山西饭店花亭、水池，即原自省堂旧址）开欢迎大会，与会各界人士和大、中学生数千人，自省堂门被挤坏，窗户玻璃被挤碎，人头攒动，几无插足之地。泰戈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对山西人民好客之情，表示非常感动和感谢。他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中国与印度，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象是到了第二故乡。”泰戈尔讲话中，还用“蝗虫”比喻帝国主义，深恶痛绝地抨击帝国主义以“西方物质文明”,压迫中印等弱小国家，“把极美丽的世界，弄得极丑恶了，极和谐的世界，弄得极紧张了”.泰戈尔还以恃强的羊霸占母羊的乳，饿瘦其它小羊来作比喻，谴责资产阶级为了“私欲亢进，侵略残杀，竞争嫉妒”,“利用政治经济的势力，奴役群众，压迫弱小民族，把极有活气的世界，弄得死气沉沉，大多数人皆失其有望之乐了”.泰戈尔呼吁：“凡是被征服的、被压迫的、被失去活命的，都应该联合起来，把本来美丽的世界，还他一个和谐，把本来充满了生命的世界，拿回我们的生命。”他的讲话激起广大听众的热情，不时被掌声、欢呼声所打断。

　　5月24日，山西省各教育机关开会欢迎泰戈尔，并派员陪他游览了晋祠名胜古迹。25日早晨，山西各界人士和学生数百人，又到正太车站为泰戈尔送行。泰戈尔和他的同行者，与欢送者亲切握手道别。

　　泰戈尔短暂的太原行，给这座古老的城市留下了难忘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