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将自己在困顿和冷遇中,坚定不懈的爱国情怀写入诗中,其文曰:“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把35集的《壮士出川》看下来,总体感觉正是如此,这是一部带有强烈正名色彩的、充满正气的电视剧。这部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为抗战史中“川军”的悲凉与悲壮,书写了一首荡气回肠的颂歌。它的叙事基调,有似于鲁迅先生的《自题小像》 .
这部作品很好地驾驭了史事和传奇叙事的关系,史事有根据、传奇有韵味、角色体系设计得虚实得当、轻重得体,为抗战题材电视剧创作增添了地方系统抗战故事的新样式,是一部可圈可点的好作品。
把《壮士出川》放在近年来的抗战题材电视剧娱乐化的视野下来打量,它有激烈的战争场面,有抒情化的渲染,但没有过度的夸张;有草莽出身的角色,但没有对江湖趣味的激赏;其中有爱情故事的描写,但没有沾染情感泛滥的弊端;其中有对日酋的刻画,但没有脸谱化的简单处理。这当然是以最低标准来衡量《壮士出川》 ,但却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早在四年前开始剧本创作的时候,本剧的创作态度就是端正的。 《壮士出川》把握住了社会效益为主导的大端。这对我们今后在创作抗战题材电视剧时,如何协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是有参考价值的。
把《壮士出川》放在近年来描写国民党系统军队抗战故事的电视剧作品群中来看,我觉得这部作品是我国抗战题材电视剧中,第一部较为完整地描绘了一支国民党地方军队抗战功绩的作品。自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以来,我们描写国民党系统抗战的电视剧,有两个明显变化。第一,是作品中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士绅角色的正面色彩更为浓厚了,包括军事素质、文化教养、伦理道德都有提高。第二,作品描写的题材开始向专题化转变,出现了描写中国远征军的作品《中国远征军》 、描写国民党空军对日作战的《远去的飞鹰》 《血战长空》 .这次《壮士出川》描写的是国民党川军系统的抗战故事,为这个专题化的转型增加了一个类别。
我对“川军”的最初印象来自于小学初中时看的电影《突破乌江》 《大渡河》等作品,模糊之中知道红军也曾遭到“川军”的围剿,“川军”是反动派的军队。这支“双枪军”既受国民党中央军的排挤,又是不堪一击的。1986年,我上高中的时候,
第一次看了《血战台儿庄》 ,其中就有对川军赶赴山东作战的介绍,而王铭章师长在城头拔枪自杀的段落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了解“川军”的视野过程,是与大众传播的视野变化密切相关的,是与30年来我们的文化观念转换密切相关。
把《壮士出川》放在历史题材创作中来看, 《壮士出川》以川军为观察对象,描写了从淞沪抗战到老河口抗战的这段历史。作品在题材处理和结构安排上,采用史实和传奇结合的方法,在大节点上把重大战役的部署与“川军”高级将领结合起来加以表现,突出史实性;在对川军抗战历程中的小规模战斗的描写采用了传奇处理的方式。作品以尊重历史人物、崇敬民族英雄的方法,塑造刘湘、邓锡侯、王铭章等四川籍军人的形象,在描写川军带有的地域文化特点时,则选取了靳继忠、张抗、杨彪、吴天禄、何阴阳、王长生、杨得贵、夏之悦、郑桂芳等角色,在亦庄亦谐的群像中,把袍哥文化、烟土嗜好、风水信奉与世家望族、留洋求学、坚毅自励、淳朴本分结合起来,达到了通过群像展示时代风貌和地方风物的作用,四川人因此立体起来。
《壮士出川》在角色处理上最成功处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以及在此基础上设计的感情戏。葛薇、夏之悦和郑桂芳身上负载着四川女性和中国女性的集体价值,她们的痛苦和牺牲,是四川民众和中国人民承受苦难程度的缩影,她们与所爱的人同赴国难、壮烈殉国,她们连同那面“死”字大旗,把四川人民共赴国难的悲壮,从“川军”这个职业军人集体,延伸、还原到淳朴的四川人民的伟大形象之中。在我看到的抗战题材电视剧中, 《壮士出川》是情感戏处理得最大气、最昂扬的作品。第二,就是这部作品在角色设计上的辩证结构。在国民党军对内,有中央军和川军的对立统一矛盾,在中央军内的政训处,有葛薇这样的左派和李波这样的右派;在川军内,有张抗这样的专业军人也有吴天禄这样袍哥老大,有张抗这样的平民家子弟也有杨彪这样的阔少;在袍哥行列中,有吴天禄这样的好汉,也有莽娃这样的二流子。虽然牺牲了一定的角色个性,但是却容纳下了特定时段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在用辩证视角处理角色的基础上,作品让所有角色最终都走向敢于牺牲的正途,完成了民族大义的统一性。所以这部作品里没有一个叛徒。
本剧在细节处理上有很多精彩之笔。比如,邓锡侯视察部队时,厨子秦福财不要奖章,只想添一件棉衣以抵挡早起做饭的风寒;在西充,曲晓松报名入伍时看见有包子,把自己领的那份儿让嫂子带回去,给没吃过包子的儿子吃,在打游击期间他打盹醒来时说梦见了儿子吃包子;和尚出身的杨得财,开始还没有从僧人的角色中脱出来,在战场不愿意杀鬼子,在目睹日寇暴行后,他大开杀戒,但当他面对日寇留下的婴儿,慈悲心又萌生出来,这都处理得相当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