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动机和手段而言，齐国“良人”和十九世纪的英国人圣克莱尔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虽然一部是儒家经典，一部是纯粹的侦探小说，但二者都对人情世故有着深邃的了解和观察。

　　儒家经典不是高高在上用来教训人的，而是用来育化人的，必然要接地气，你看看孟子对乞丐出没地点和乞讨情形的描写，就知道亚圣对人情世俗的了解，是多么透彻。

　　而说到齐国“良人”之妻妾为不良老公相拥而泣的时候，又让人想到圣克莱尔先生的惶恐，他央求福尔摩斯和警长不要告诉他的妻子和儿女，他不想伤害到他们，由此可见侦探小说不止是讲究侦破技巧、逻辑推理而已，如果没有对人世间人心的描摹，福尔摩斯的形象也不会鲜活到今日。

　　孟子和福尔摩斯的职场虽不搭界，却有一个交集点：通人情，懂人心。

　　在《歪唇男人》中有这么一个描写：福尔摩斯将所有的枕头组成一个“东方式的沙发”,然后叼着烟斗，盘坐在上面，在幽暗的灯光里思索了一个通宵。我想，当时他思索的不只是案情线索，也有人心、人情，和孟子思索的是一回事。这算是他们的默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