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的菲尔德博物馆称，该博物馆与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联合考察团，在肯尼亚的曼达岛出土了一枚距今约有600年历史的永乐通宝。这表明中国与东非开展贸易的时间要早于欧洲。由于钱币上铸有“永乐通宝”字样，研究人员判断，其铸造年份应处于中国明成祖朱棣在位的1402年至1425年间。明成祖朱棣曾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遍访亚洲和非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船队最远到达红海与非洲东海岸，不仅开辟了海上航路，促进经贸、文化交流，而且传播了友谊，对人类文明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人员说，郑和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哥伦布（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发现来自中国的古钱币意义重大，能证明郑和率领的船队的确到过肯尼亚。

　　其实，明朝的经济发达与国力强大相得益彰。岂止是郑和下西洋时捎带去了明朝的铜钱，假以时日，银锭多半也是可以再出土一些的。因为，明朝是“银本位”帝国，明朝社会的商业氛围浓厚，人民的物质生活极其丰富，花销也七零八碎，稍大宗的结算皆是以银两计的。

“腰缠万贯”赴饭局

　　据成书于明末的《万曲合选》记载，买半斤上好的生牛肉，只需付上五十个“万历通宝”的铜钱；可如果要在扬州城里随便找个酒家，叫一碟分量只二三两的卤牛肉，则需付上两百个铜钱了。如果更有雅兴，在“燕归舫”（类似于水上餐厅）上小酌时，吃一碟更为精致的卤牛肉，则至少需要五百钱了。那么，要吃一份“风雅”的牛肉，带上五百个平均重量至少两克，共计1000克，也就是两斤重的铜钱赴约，总有点不近人情，近乎搞笑了吧。

　　吃牛肉分出了档次，明朝的消费者大多也随身备好了银两。毕竟所谓“腰缠万贯”去赴饭局的话，如果全是带的铜钱，会被活活累死。

　　除了在明代古籍的文字里，我们可以感受到“银本位”的切实存在与消费细分，实际上，还可以在地下陵墓里“挖掘”一下明朝的“银本位”.譬如说，万历皇帝的定陵就共出土65锭银元宝，分别出自万历帝和孝端、孝靖皇后棺椁内，其中万历帝30锭，孝端皇后30锭，孝靖皇后5锭。出土的时候，这些银元宝按照东南西北的方位，各自铺置在皇帝和皇后的棺材内，其中：孝靖后棺内四角各一锭；万历帝及孝端后的主要放置在尸体下两侧，少数放在东西两端。或仰放或覆放，此外，在三人的棺外椁内东端（头部）各放一锭。

　　银锭分伍拾两（实测1840克~1878克）、叁拾两（实测1093.5克~1145克）、贰拾两（实测725克~745.5克）、拾两（实测363.5克~373.5克）四种。其中五十两者最多，共计44锭，三十两者10锭，二十两者4锭，十两者7锭。全部为束腰形，五十两者正面下凹，周边有凸棱，背面凸鼓；三十两、二十两、十两者正面中心部分稍凹，两端呈弧形凸起，背面稍鼓。这些造型优美的银元宝，就是传说中的“库银”.

银元宝镌刻“身份识别系统”

　　据《明会典》卷三五《课程四》载：“嘉靖十四年……每二十两倾成一锭。又嘉靖四十一年……每五十两煎成锭，转解太仓，以备文武官员薪俸等项支用。”这些“库银”维系着大明王朝和公务员们之间的交情，维持着万历皇帝和大臣、后妃们的交情，是“国家级”的硬通货。所以，这些银元宝上面，照例都镌刻着“身份识别系统”,即刻有府州县名以及年代和重量，少数还刻了知州知县和银匠的姓名，如有一锭的铭文为“建昌万历四十七年京库银伍拾两掌印知县潘元勋永行吏肖日辛银匠杨午”;还有一锭刻铭是“宁州解四十七年分京库银伍拾两知州陆即登吏余天农匠邓斗”.这些铭文，清晰地记录着大明王朝的“银本位”国体，在被熔割分发下去成为消费货币之前，被带进了万历皇帝的棺材。

　　这些给万历皇帝垫底的银子，没有进入流通，它们仍旧保持着“库银”的权威和高贵。而那些在流通中被熔化又被切割，被抛掷又被磨损的银子，最终还有一个去向。它们会成为明朝普通百姓的“库银”,成为明朝普通家庭支撑底气的“家底”,当年称之为“生钱”.

　　明朝崇祯年间，在苏州刊行过一本小说，叫《鼓掌绝尘》。这部小说分“风、花、雪、月”四个集子，最后一集“月集”描写的是一个破落子弟“张大话”的种种可笑行径。故事开始的第一段，是说这个张大话在饥寒交迫之际，到杨员外家投宿，被好心收留，却反而见财忘义，偷了杨家的三百两银子的事。

　　可当他拿着银子去逛妓院，遭遇周围的人白眼时，因为怀里揣着的银子撑腰，一下火气特别大，失手打死了一个妓女。这时，他想到用银子贿赂妓院的老妈，取了四锭五十两共计两百两银子，想做个封口费。此时，在人群中却有一个认得这银子是杨员外的，扯过李妈妈说：“果然古怪，这银子你道是哪一家的？却是杨员外家放的生钱，上面都凿着‘杨亨’二字，怎么落到他手里？决是来得蹊跷的！”那“张大话”适才心忙意乱，虽是拿到手，也不曾看得仔细。李妈妈接到手又看，果然四锭上都有“杨亨”两字。

　　这个“生钱”的分量也不轻，从小说中看来，也和万历皇帝垫棺材板的“库银”一样重，能达到五十两的重量。可见大明王朝的“银本位”是何等的成功，上行下效。杨员外的“生钱”自然也代表了杨家的库银和实力，可惜的是，遇上“张大话”这么个梁上君子，破了杨家的财气。或许，“生钱”的这个“生”字本来就有两重含义，一是“生”与“熟”对，这是存在家中不流通的，不行市面的家财。二是“生”又有“生生不息”的意思，这个“生钱”放在家里，有“钱生钱”的功效，是大吉大利的家底。

肯尼亚出土的“永乐通宝”　　“银本位”帝国的纪念品

　　可见，明朝的“银本位”运作模式：皇帝的“库银”--流通的“银钞”--百姓的“生钱”,就这样循环往复，统统有了数额上的标准。如果说万历皇帝垫棺材板的银元宝代表了大明王朝的商业理想的话，那么那些数以万计散布于老百姓家中，刻上老百姓名字的银元宝则是“银本位”的商业和谐之体现。而流散到非洲肯尼亚或者更远的地界的铜钱，则只不过是这个“银本位”庞大帝国的一点纪念品罢了。据国内出土所见，“永乐通宝”及之后的各种明代制钱，不但种类繁多、数量惊人，更有银质、金制币等多种材质。各类银锭、金锭、“库钱”、“生钱”也屡有出土，令人眼花缭乱。其实，在非洲发现一枚“永乐通宝”,除了见证明帝国的国力强盛与国际贸易之外，大可不必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