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体的建立，不断致力于打破这种性征服的幻象，革命党人当年就拾起过这套性征服的逻辑为反满造势，等夺了天下后却马上反过来大唱五族平等的调子。他们明白一个道理，文明是天下人的，并非汉人所私有，谁占了中原不重要，只为成就文明，中国自古的华夷变动，还有比民族分野更高的文明构想，即王化礼教的大化流行，而这套东西时至今日，又在现代国家的国体里面存身。

　　以国体认同取代族群分裂中的相互撕扯是大趋势，只是在国体下如何合理安置多民族的地位和认同感还是个难以一下子解决的大课题。记得有一次和朝鲜族朋友喝酒聊天，喝得兴起，彼此变得坦率起来，居然触碰到了敏感的认同问题。他们承认自己是个中国人，把自己坚定地视为中国公民，以此作为区别于韩国和朝鲜的一个重要身份。但却对“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持有异议。他们认为这个概念突出了汉族的核心地位，并不符合众民族平等共存的大同愿景。

　　这让我想起费孝通先生当年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但费先生毕竟受英国功能学派影响，骨子里还是以族群理论为基线阐述认同的道理。目前在中国境内，汉族人数固然最多，但“中华民族”概念仍固定在民族划分的逻辑上，隐隐强调的是以汉人为中心，没有充分顾及汉族在形成过程中多民族融入的历史因素所起的作用，故仍能看出夷夏区隔的痕迹。朝鲜族朋友的一席话提醒我们，对待境内的其他民族有时也需要调动所谓历史“情意”的感知力量。

　　无事时，我喜听台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版的《四郎探母》，当时周正荣、胡少安、李金棠等四大须生悉数上场，演绎这段悲欢离合。总觉得里面的离愁别绪听起来荡气回肠，尤其是胡少安见娘一段的唱腔悲怆婉转得催人落泪，那味道是大陆演员绝对表演不出来的，也许这些跟着国民党撤到台湾的戏剧名家彼时正身处与家人隔海相望的窘境，更能懂得四郎月夜探母时的“情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