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还住在上海，上海最东面的一条小弄堂里。我们这条弄堂，细算起来不过百八十户人家，却有四个残疾人，两男两妇。在我懂事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是夫妻了，而我也以为他们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

　　其中有一对夫妻是哑巴。男的长得极白净，嘴唇是少见的那种鲜红色。那时，我常常很疑惑，这样的嘴里怎么会发不出声音呢？

　　女的长得极美，不像普通的哑巴，因竭力发出一种嘟哝的声音而使脸部肌肉很紧张。小时候，我常想：上帝真是太残酷了。赋予她美丽的面容就不再赋予她美丽的声音。极美的女人是不是都不会说话呢？比如，安徒生笔下的那条“美人鱼”.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高音喇叭里每天是震耳欲聋的最高指示。哑巴夫妻生理上与别人有异，行为上就有一种求同意识，他们苦于不能像常人一样背“老三篇”、唱“语录歌”,每天回家后必工工整整的抄十页毛选。抄得手臂酸疼，丈夫便为妻子揉一揉，再把耳朵贴在她隆起的腹上，那时哑妻已经怀孕了。夫用哑语说：“孩子动得不厉害。”动得厉害了，也许就不会说话，需要借助身体的语言来表达，他们都这样想。

　　哑巴夫妇果然接连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会说话的女孩。那时奶奶常常说，谁将来娶了哑巴的女儿，谁一定会好福气的。她们的父母前世里已经替她们受过罪了，她们会好命的。

　　哑巴夫妻要养活一双女儿非常不易，但我却从未看到过他们翻脸吵架，两人很恩爱。冬天，外面自来水龙头上结成冰，夫妇俩在月光下穿着雨鞋洗床单，一人拧一头，嘴角上始终挂着笑意。

　　艰难、寂寞、无法与人沟通的生活，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外界像一堵厚墙将他们隔开，墙内仅有的两个人反而靠得更近了。他们用一种旁人永远无法知晓的心的语言来触摸对方。

　　我那时候还真有点羡慕这一对哑巴夫妻。后来，读懂了点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皮毛，心想，永远辞不达意被传播被曲解、再传播再曲解的语言，其实又有多少意义呢？由此生出许多怪诞的念头--比如，外星人一定是不会说话的。再比如，某一天人类吃了一种食物，顷刻间全部失声，从此，地球上就少了许许多多漫无边际的闲聊；少了许许多多因闲聊而生的琐碎与损耗。节省下的时间用于创造，无疑延长了生命。

　　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妻，都是盲人。男的长得很高大，眼睛看不见却总喜欢睁得很大，似有一种熟视无睹的凛然之气。女的与他极不般配，渺小得像个脆弱的孩子。好在两人从不并肩而行，使那种不协调的感觉呈现出来。他们总是一前一后地走着，男的用明杖在前面开道，女的在后面跟着，中间有另一根明杖连接。早晨，出门上班，走在前面睁大眼睛的男人像个伟丈夫；身后的女人则总是微闭双目，现出一丝娇羞之态。男人就像是牵着一条温顺可爱的小狗。

　　每天有两次，在清晨和黄昏，几乎固定的时刻，他们从我们这条弄堂里穿行而过，形成一种不变的风景，如同一条温暖的河在我心中缓缓淌过。以至节假日，没有见到这一对盲人夫妻，街坊邻居都觉得少了点什么。

　　盲人夫妻每天都穿戴得很齐整，两个人的皮鞋总是擦得锃亮。我坐在小凳上，看着眼前四只永远簇新的皮鞋，心里泛起莫名的惆怅。他们虽然欣赏不到美好的世界，却还把这一份美带给这个世界。

　　这是我见过的两对非常相爱的残疾夫妻，我常常为他们那一种知命适命且随遇而安的散淡而感动。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反抗命运的能力的。如果无力反抗，那么，安然坦然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自在自得地度过每一天，不也是一种力量的体现吗？残疾人尚且如此，何况我们健全的人呢。

　　也许，说这些话时的我，已经老了。